导论

一 研究价值和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国际安全问题又日益凸显为区域化。作为区域主体的国家或区域性组织为此制定了各种应对性战略，其中，拥有超越单纯经济收益等新区域主义特性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FTA）战略”就是最为有效的战略之一。进入21世纪，包括中、美、日、韩等在内的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初并不倾向于达成以FTA为核心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而是更多地倾向于仰仗世界性的多边贸易体制WTO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迫于WTO等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程缓慢，这些国家开始转向RTA/FTA，来寻求对WTO的弥补，并有不断加速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各国纷纷制定出自己的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在这方面，日本在2002年，韩国在2004年，美国在2006年，分别正式提出了FTA战略。

中国几乎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同时，开始了FTA建设实践经验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也就是2006年，中国商务部才开始提出将FTA提高到国家战略的构想，并陆续展开相关研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更是要求，“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继而，习近平又在2014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我国开启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对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要求近期，积极推动与我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中长期，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本书以中国实施FTA战略为切入点，来研究周边安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本书试图揭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中国FTA战略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和地位。门洪华教授在对古今中外“大战略”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之后认为，当今中国大战略的主导理念应当是，“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核心，以经济主义为首务，以区域优先为重点，以制度主义为主要手段，以合作主义为主要途径，以形象主义为主要目标”。中国大战略的核心内容应当由“经济战略、安全战略、文化战略、生态战略”等几个重要方面组成。[1]研究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提出FTA战略都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是还有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目的，中国的FTA战略也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形成的一套比较成熟的选择FTA伙伴的标准中窥得一斑。这一择伴标准大致有三个方面：[2]一是双方政治和外交关系良好，并且双方均有建立自贸区的共同意愿；二是双方产业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实现自由贸易不会给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三是对方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及贸易辐射作用。这样，所建立的自贸区就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综上所述，FTA战略是中国大战略中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用来寻求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其服务目标又超越了经济战略的范畴，触及安全等其他战略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国FTA战略要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宏观框架相协调，并最终服务于大战略的总体目标。

其次，本书试图揭示中国FTA战略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认为“战略”没有唯一的定义，他总结出了“战略”具有“计划（Plan）”、“谋略（Ploy）”、“范式（Pattern）”、“定位（Position）”和“视角（Perspective）”五种定义。在他将“战略”界定为“范式”时，“我们就能够区分深思熟虑的战略和自然生成的战略”。“前者中，事前存在的目的被实现了，后者中，范式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得到发展，或者尽管目的存在，但没有实现”。[3]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实践在前，提出在后”性质的中国FTA战略就有点类似“自然生成的战略”。也就是说，没有正式官方文本的中国FTA战略并不是“空中楼阁”或者说是“空穴来风”，它有一个日趋成熟的体系框架。这一体系框架突出地表现在FTA的谈判经验和FTA对象的全球布局两个方面的日臻完善上。

事实上，中国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的框架协议被外界看作“宏观而又粗糙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来双方不懈的努力，从“早期收获计划”到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的逐项签署，再到投资协议的签署，[4]一步一个脚印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内容，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成也是“瓜熟蒂落”的事情。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进行FTA谈判的历程从毫无经验到逐渐成熟，其谈判的态度稳中求进，在学习实践中举一反三。这些也反映在中国其他的FTA谈判中。比如，中国将“早期收获计划”（2005）运用到中国-巴基斯坦FTA的谈判中，而且，中国-巴基斯坦FTA的达成也只是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2006），而双方服务贸易协议从谈判到正式签署也历经了两三年的时间（2009）。中国-智利FTA的签署也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协议（2005）到服务贸易协议（2008）再到投资协议（2012）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每年都有补充协议签署，截至2013年8月29～30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第10个补充协议。2014年12月18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广东协议》。2015年11月27～28日，内地与港澳分别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当然，中国随着FTA谈判实际掌控能力的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一揽子协议签署的力度在加大。2008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国-新西兰FTA就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FTA。随后，中国还在2008年10月23日与新加坡签署了内容比较全面的FTA，[5]在2009年4月28日与秘鲁签署了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在2010年4月8日与哥斯达黎加签署了中国与中美洲地区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2013年4月15日，中国与冰岛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首个一揽子FTA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在2013年7月6日，中国与瑞士签署了中国与欧洲大陆和世界经济20强国家的首个FTA，也是近年来中国达成的水平最高、最为全面的FTA之一。中国-冰岛FTA、中国-瑞士FTA都在2014年7月1日正式生效。2015年6月1日，中国与韩国签署了东北亚地区的首个FTA，也是截至目前我国对外商谈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6月17日，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FTA，澳大利亚因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清单方式做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中国-韩国FTA、中国-澳大利亚FTA都在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尤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深化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为标志，中国开始加快各个已签署生效FTA的升级谈判。

除了这些已达成的FTA外，中国还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FTA谈判。在亚洲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格鲁吉亚以及海合会（GCC），在大洋洲有斐济，在欧洲有挪威和摩尔多瓦，在非洲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在拉美有哥伦比亚。从这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的FTA以及正在进行谈判的FTA中，我们逐渐可以梳理出中国选择FTA谈判对象的标准和全球布局的优先顺序。其择伴标准就是双方经济、政治、安全等关系良好，FTA达成后会更好地巩固双方的既有关系，又会造成很大的辐射作用。其全球布局的优先顺序就是以中国周边地区优先，并在全球“抢滩”重要的关键点，然后以点带面，使得中国与FTA谈判对象所在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

再次，本书尝试揭示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的安全属性。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是谋求构建一个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FTA网络，谋求在自身有限的范围内致力于通过自身的推进，来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相协调，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国内外安全环境。

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其实贯彻了形成于20世纪末的“新安全观”。[6]新安全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理论基础，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作为主要实践途径。因此，具有综合性、相互性和合作性等特征的新安全观也可解读为包括了三个层面，即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迄今，新安全观不仅被写入了包括《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亚洲议会和平协会重庆宣言》、第五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等重要的国际文件中，还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这样凝练的形态写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中，并被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践行。

中国FTA战略的宏观战略目标，更加体现了亚洲新安全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7]

最后，本书进一步揭示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为了便于发现问题，本书将研究视野确定在周边地区，以保持研究适当的深度与广度。通过研究发现，由于FTA谈判涵盖了双方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里的考量，中国就有了利用其建构周边安全架构的可能，从而能够在解决周边安全问题时从容应对。因此，中国FTA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战略目标就是要打造以自身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确保从容应对周边安全问题。这一周边安全架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涵盖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从实践经验来看，FTA战略讲求政经良性互动，不断提升双方各个领域里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层次，增进“安全共同体”意识。中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并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以及《落实〈宣言〉的职责范围》（2004）和《落实〈宣言〉指导方针》（2011），就和平解决争议、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南海合作达成了共识。中国与东盟还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2002）及其《谅解备忘录》（2004），在打击贩毒、跨国犯罪、重大自然灾害和疫情防治等突发事件上开展了有效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推崇“上海精神”，打击“三股势力”，谋求经贸合作与安全合作“双轮驱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近年来也改变其纯经济本质，正在变成包括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组织。

二是确保周边市场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主要来自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2012年，中国与东亚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超过中国同美国、欧盟贸易之和，并“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符合周边国家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三是确保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周边地区拓展与深化最迫切需要的是，支撑货物与服务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交通合作和关系经济发展命脉的能源合作。因此，中国“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而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商建自由贸易区。

四是确保台海安全。大陆在周边地区卓有成效地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使得台湾产生了一种逐渐被“边缘化”的危机感。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大陆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尊重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现实，按照“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原则，与台湾达成类似FTA性质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两岸实施ECFA的“和平红利”已经逐步展现出来，势必强化了“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尽管2016年1月16日属于绿营的民进党赢得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但是未来台湾新任领导人妄图弱化ECFA及其后续谈判的“九二共识”的前提基础，或者撇开“九二共识”，寻求加入TPP、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新的FTA去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将会招致大陆的强烈反对，终不能得逞。

当然，本书尝试着从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也可以翻译为“新地区主义”）的视角来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洲再度引领的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有时也翻译为“地区主义”）的研究回归到国际关系理论前沿，并以新区域主义的面孔出现。而中国FTA战略涵盖了中国目前进行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必然会具有新区域主义的特征。本书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FTA战略的新区域主义特征，[8]一方面丰富了新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对中国FTA战略视角下的周边安全研究有了一个宏观理论把握。

总之，本书从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周边安全，特别是对以该战略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的深入探讨，既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又是对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地区）以及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的有力佐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本书从周边地区的市场安全、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几个具体问题领域对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为平台的周边安全架构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该战略在周边地区不断拓展与深化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问题及其防范对策的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而为中国周边战略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探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