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一体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关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又有对一体化的动力、程度检验、效应评估、制约因素、路径与模式选择等方面的研究。自独联体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笔者将仅对与本书有关的内容予以综述。

一 独联体区域是否存在一体化及一体化水平的评估

国内外学术界对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是“合作”还是“一体化”并没有取得共识，部分学者认为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仅仅是区域性的合作，而非一体化。如F. Stephen Larrabee认为，独联体区域的国家关系以碎片化和非一体化为主要特征。Roman Petrov指出，独联体主要是为了协调不同成员国部门之间的一般性合作，而并非一体化。Alexander Libman也认为，独联体较少有一体化事实。

多数学者认同独联体区域存在一体化，但对其一体化的水平及成就多持否定的悲观态度。孙晓谦通过对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动因及制约因素的分析认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成就仅是画了一个草图，要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还需付出长期辛苦的努力。毕洪业通过对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简单回顾及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虽具有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离真正的一体化还相去甚远。李建民指出，由于独联体始终存在“独”与“联”的基本矛盾，其一体化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整体一体化处于停滞状态。Malgorzata Runiewicz和Hanna Antonova认为，独联体一体化是不成功的。陈新明通过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多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名存实亡，难以发挥一体化的作用。Alexander Libman通过对后苏联空间所有一体化方案的分析认为，后苏联空间所有一体化方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全部遭到失败，即使是发展最好的一体化方案也就是自贸区的水平。李亚林认为，独联体区域整体一体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独联体范围内的次地区组织和经济集团也没有一个在预期一体化方面取得明显的成绩。Zhenis Kembayev认为，后苏联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区域政府间组织拥有超国家性的机构，其特别指出独联体是完全失败的。Anastassia Obydenkova指出，尽管独联体有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条约，但都没有被遵守和执行，所以从制度有效性来看，独联体区域一体化不成功。程敏也认为，独联体一体化更多的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质性进展。

如果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进行不同维度的划分，少数学者认为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一定成就，但政治一体化是严重滞后的，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政治一体化。刘小军认为，独联体经济军事一体化率先发展，政治一体化处于滞后状态10。李建民指出，由于政治一体化涉及国家主权，最为敏感和最难以达成共识，除成立俄白联盟外，整体政治一体化根本没有提上日程。吴大辉认为，在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把大部分资源集中用于促进贸易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现实保障上，尚未把紧密的政治合作视为一体化的重点，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Anastassia Obydenkova指出，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导致新独立国家不愿向独联体转让任何政治与经济主权，独联体政治一体化十分脆弱。黄登学认为，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在经济方面只能到达关税同盟的阶段，至于政治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 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二战后欧洲的和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区域一体化问题逐渐进入理论视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政治一体化理论研究逐渐活跃，并形成了解释区域一体化问题的理论体系。区域一体化实践是推动相关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承认，在区域一体化研究方面，已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有区域一体化实践的抽象和总结，区域一体化的理论进展与实践相比还有滞后性。相对而言，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实践时间较短，对其一体化认识存在差异，有关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借鉴欧洲区域一体化的相关理论。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是基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经济学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较多从标准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出发，其中较多运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950年提出，后经贝拉·巴拉萨（Balassa, B.）、理查德·李普西（Lipsey, R. G.）等修正与补充的关税同盟理论（Customs Union Theory），以及西托夫斯基（Scitovsky, T.）和德纽（Deniau, J. F.）提出的大市场理论（Theory of Big Market）等。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回答区域一体化的驱动力问题，即一体化能为成员国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关税同盟理论认为这种收益主要在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静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大市场理论则认为共同市场的建立解决了单个主权国家市场狭小的问题，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鉴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使用卢布作为统一货币，解体后俄罗斯卢布在独联体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独联体各国经济条件的变化等，一些学者对建立独联体区域货币联盟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其主要理论依据是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由麦金农（Mckinnon）、凯南（Peter Kenen）等补充的最优货币区（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讨论了一个区域实行统一货币应该具备的条件，包括要素自由流动性、产品多样性、经济开放度等。

政治学家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关注较多受联邦主义（Feder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与自由政府间主义（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或对一体化的模式给予解答，或对一体化的动力给出答案。联邦主义对一体化的进程模式做了阐释，认为建立超国家性的中央机构对一体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主张政治一体化先于经济一体化，因为政治一体化能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反之则不能。以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人物的功能主义认为经济福利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动因，并认为一体化应首先在功能性的经济领域开始。以厄内斯特·哈斯（Ernst 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功能主义除关注经济利益对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外，还强调外部因素及制度在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此外，新功能主义还提供了先经济后政治的一体化路径，即功能性外溢与政治性外溢。以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为代表人物的政府间主义认为，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动机在于地缘政治利益，一体化过程主要由国家控制，超国家机构不发挥作用。以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为代表人物的自由政府间主义同意新功能主义有关经济因素是一体化动因的看法，但与新功能主义主要关注一体化的内生性力量不同，自由政府间主义主要关注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约束以及制度等对一体化的推动作用。

以上政治学中有关一体化的各理论也可纳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研究范畴。此外，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人物的建构主义也对一体化的动因及制约因素给予了回答，如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是否一体化及其方式、程度都是由集体认同决定的。同时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也制约着国家间一体化的行为。

三 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与约束条件

（一）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

对区域一体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其动力问题，一般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都会有一个或几个共同的成分，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某种政治动因、一个或多个关心并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领导国。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此外还包括对安全方面的考虑，抗衡超级大国、维护欧洲价值观的意图，等等。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在不同发展时期，其推动力也有所不同。综合现有文献的观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期在政治上保证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在经济上维持苏联时期的联系，保障对原有基础设施的共同有效使用等。Adams、毕洪业、王新俊和王用林、K. C．哈吉耶夫、郑羽和柳风华均有类似观点。理查德·萨克瓦也回答了欧亚联盟建立的部分动因在于，回应欧盟在后苏联空间的扩张与侵犯。

第二，后期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Evgeny Yuryevich Vinokurov认为，普京尤其是在其第一任期，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在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Evgeny Vinokurov等指出，后苏联国家一体化的动因是客观的经济因素。于滨认为，普京第三个任期外交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经济，以欧亚联盟的建设为目标的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入世以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也为了应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扩展，以及提供一个俄罗斯可以依托并操控的区域经济机制。Selda Atik认为后苏联国家区域一体化主要是为了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以及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独联体区域中的大国俄罗斯出于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一体化的推动。许多学者从俄罗斯的角度探讨了独联体一体化推动力问题。Adams认为，没有俄罗斯就没有独联体。郑羽指出，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决定了独联体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特征。F. Stephen Larrabee认为，普京时期把独联体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同时在独联体政策上也有所创新。顾志红认为，出于传统利益的考虑，独联体地区仍然是普京时期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王郦久认为，俄罗斯未来战略将是重点加强独联体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建设。Evgeny Yuryevich Vinokurov指出，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处于优先的地位。Peter Havlik指出，俄罗斯的复苏是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量。谭德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俄罗斯独联体政策研究》中将俄罗斯对独联体一体化的政策目标定为：政治主导、经济联合、集体安全、文化扩展。郑润宇指出，后苏联空间一直是俄罗斯重塑世界大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基地，整合分散的后苏联空间力量，最大限度地推动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次区域一体化是俄罗斯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方针政策。潘广云认为，俄罗斯对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涨潮”和“退潮”。Anastassia Obydenkova指出，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维持当前政治精英执政的支持者，俄语是区域的通用语言，俄罗斯对其他独联体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吸引力，是整个区域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角色的确能够成为一体化的引擎。李中海曾指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决定着该组织的发展前景。毕洪业指出，欧亚一体化的动力仍表现为俄罗斯的主动推动和依赖。理查德·萨克瓦同样指出，欧亚联盟的建立是俄罗斯对全球权利平衡所发生变化的回应。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外部环境是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外部推动力。康瑞华10、李建民1、郑羽12等对此均有表述。

（二）独联体一体化的约束条件

通过前文学者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水平及成就的争论基本可以判定，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没能取得欧洲一体化那样的成就，那么其背后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约束条件是多重的，但对于各种约束条件所占权重及优先顺序仍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

部分学者认为独联体一体化的首要约束来自国家主权的敏感性。毕洪业认为，主权敏感性影响各成员国的一体化参与。Roman Petrov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独联体法律和制度的建立最初主要是为了保证新独立国家主权的独立，之后也多是为了协调不同成员国部门之间的一般性合作，缺少超国家性的因素。因此独联体就像是“陷在黏土里的巨人之脚”，不能履行通过的协议。冯绍雷认为在独联体一体化的制约因素中，主权敏感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勒会新认为，由于独联体国家民族国家意识强烈，因此区域意识缺乏。林丽华认为，极强的主权敏感性造成独联体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成本高昂。Zhenis Kembayev认为，导致后苏联空间较弱的一体化特征的因素主要在于精英人物对于主权的特殊利益。李兴也认为制约欧亚联盟实现的首要因素是各国对主权的敏感性。陆南泉等认为俄罗斯推出欧亚联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联盟，而这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主要是担心国家主权的丧失。

另有很多学者把各国的不同质性，如利益、发展水平、制度、文化、对外政策、对一体化立场态度等的不同，看作独联体一体化的重要约束条件。例如，毕洪业提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李建民和郑羽指出利益、发展水平的不同；潘广云列出经济实力、改革方面和对市场依赖程度的不同；林丽华提出经济制度、经济水平及一体化目标的差异。Alexander Libman认为这种不同是后苏联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上的不同质性，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 Anastassia Obydenkova认为的不同是地理、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环境与治理条件等的不同；王树春、万青松认为的不同是经济发展水平、立场的不一致;Yevgeny Vinokurov和Alexander Libman认为的不同主要是各国成本收益的不同；宋志芹认为的不同是俄罗斯与其他成员国利益上的不对称性；顾炜认为的不同是各国发展程度与目标诉求的不同10；陆南泉等认为的不同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在领土、民族利益、国家地区等方面的分歧1；理查德·萨克瓦认为在欧亚一体化存在的众多挑战中，国家间的异质性是主要障碍12。

还有学者认为是俄罗斯的因素阻碍了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进程。Ruslan Grinberg指出，鉴于对俄罗斯帝国野心的感知，新独立国家为了维护主权的独立，在政治上与俄罗斯渐行渐远了。黄登学认为，俄罗斯习惯性的大国思维和处理独联体国家事务的兄长式作风，是独联体进一步发展的先天性障碍。Anastassia Obydenkova分析到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的支配性地位，鼓励了独联体国家与之发展双边关系而非区域性的多边关系。王郦久认为各国对俄罗斯动机的怀疑，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主要是作为主导力量的俄罗斯的不作为，如孙晓谦认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模糊性，有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F. Stephen Larrabee认为俄罗斯缺乏连贯的独联体政策；王郦久认为俄罗斯推出的独联体政策不当；陈新明认为俄罗斯没能发挥核心作用; Malgorzata Runiewicz认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不成功，部分可以归因为具有领导地位的俄罗斯的失败，包括其不成功的改革、恶劣的投资环境、贸易保护主义等；林丽华认为俄罗斯由于自身原因，无法成功地担当区域内“领导国”的重任，阻碍了一体化的成功推进10；李新指出由于国际竞争力低下，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创新差距较大，俄罗斯不能成为独联体地区具有吸引力的地区领袖；黄登学认为俄罗斯构建欧亚联盟的制约因素在于，俄罗斯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欧亚联盟的构想12；程亦军则认为俄罗斯财力有限13；陆南泉等认为俄罗斯自身存在的经济问题，使其无法保障欧亚联盟参与国经济上的利益，这是制约欧亚联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顾炜认为由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战略缺乏明确的目标、连贯性和有效机制，未能取得预期的一体化效果。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外部力量，如美国、欧盟、伊朗、土耳其等的分化政策是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约束。毕洪业认为，土耳其、伊朗、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使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不会有大的突破。郑羽指出，西方的分化政策对独联体一体化没有取得进展起了重要作用。陈新明指出，美国的介入和欧盟的东扩不利于独联体一体化的发展。顾炜认为，美国和欧盟对欧亚联盟的发展持有不同态度，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的外部变数。

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独联体内不同方向、不同水平的次区域组织的存在阻碍了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发展。F. Stephen Larrabee认为俄罗斯把独联体打造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努力因为古阿姆的成立而遭到失败。张弘指出，古阿姆集团具有的浓厚的亲西方色彩已经造成独联体国家事实上的分化，甚至是一体化的完全停滞。Yeldos Nashiraliyev认为，独联体一体化的约束因素在于一体化内不同联盟的形成、不同的一体化方案。理查德·萨克瓦认为，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一体化方案，是欧亚一体化的障碍之一10。

此外，还有学者如边桂利从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1，张弛从独联体国家缺乏经济互补性的角度分析了独联体一体化的约束条件问题。Lúcio Vinhas de Souza则从一体化对成员国效应的评估入手，提出一体化的负面效果是一体化推进的主要约束。Steven Blockmans等从具体问题，如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俄罗斯的入世，以及预期的哈萨克斯坦可能的入世等角度探讨了独联体一体化的约束条件问题。张弘则认为，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约束在于认同困境。

四 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与模式选择

在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现有约束条件下，探讨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就成为必然了。但现有文献中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较少，且主要是以欧盟为参照系探讨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与模式问题。Ruslan Grinberg认为，自上而下的一体化模式不适合独联体区域的转型国家，因为这对于新独立国家来说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他建议从微观经济的功能性领域开始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Evgeny Yuryevich Vinokurov认为，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的设计无论是整体上的独联体区域一体化，还是独联体框架下的次区域的一体化，都是模仿欧盟的三阶段增量发展法，即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经济联盟。Najmitdinov Ahadhon通过分析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及面临的各种困境，认为应参考欧盟的经验，即经济一体化主要为政治联盟的目标铺路，中亚国家的一体化也应先在多样性的经济部门开始逐步进行整合，建立超国家机构，使其有能力制定最优策略，有足够的政治权利来强制执行一体化。李新认为，由俄罗斯推动的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路线图是经济一体化先行，之后实现政治一体化，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富景筠通过对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梳理，认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实际上因循了从经济一体化过渡到政治共同体的欧洲传统一体化模式。理查德·萨克瓦认为，独联体区域一体化与欧盟及其他同类型组织相当，其进程首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成为欧亚联盟。

五 共识、分歧与有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问题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对其研究也较为全面和深入。从研究内容看，既涵盖了有关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成就及前景的评估，又有对独联体一体化动力与约束条件的探讨，以及对一体化路径与模式的考量。

有关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所取得成就与前景的评估中，除少数学者持较乐观态度外，多数学者认为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取得的成就不大，前景并不乐观。少数学者对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给予肯定，但多数学者对独联体区域政治一体化给予否定，甚至一些学者不认同独联体区域存在政治一体化。事实真的如此吗？本书将运用“一体化”的相关定义与相关理论并辅以实证分析，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与成就进行分析，试图给出不同的答案。

国内外学者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推动力问题有一定的涉及，主要从初期政治经济方面的推动力、后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及大国俄罗斯的推动等方面入手。此方面问题多分散于其他主题的研究之中，本书也主要以此为基础探讨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问题。另外，现有文献对独联体区域一体化约束条件的研究较多，主要从国家主权敏感性的角度、成员国的不同质性、俄罗斯因素、外部力量及次区域组织的存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为本书尝试探讨独联体特定约束条件下特殊路径及模式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此外，现有研究中涉及有关独联体一体化路径与模式的文献还较少，这正是本书力争取得突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