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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大获成功，约翰·奥利维尔几乎无法应付重印的需求。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写信给金莱克，称颂他的书“充满了天才的创造，将会让你成为下一季受到广泛邀请的文化名人。”。但是金莱克并没有如史密斯所预言的那样，去做一位广受欢迎的座上宾，他无意利用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甚至不想让人们知道他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在他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当人们发现是他写作了《来自东方》时，他开始被邀请到伦敦的一些豪宅中去参加舞会和聚会，但那些期待他会带来沸腾时刻的人们很快就醒悟了。他个子矮、近视而且害羞，视这些活动为折磨。当他进入舞厅时，他讨厌听到主持人宣布他的名字，他觉得“金莱克先生”听着与“阁下”或“足下”毫不搭调，而舞会中的女人们则敷衍地举起她们的扇子来拒绝他。

他开始早去，这样就没有人听见主持人宣布他的名字了。一次，他作为第一位客人来到了歌唱家阿德莱德·肯布尔（Adelaide Kemble）家中，他碰到了肯布尔的丈夫约翰·萨托里斯（John Sartoris），一个像他一样沉默寡言的主人。他们互相鞠躬，在火炉旁边坐了下来，沉默地互视了十分钟，直到阿德莱德过来拯救了他们。金莱克也不再接受周末去乡间别墅的邀请，因为他没有一个贴身男仆，他的男仆自己可能会从其他仆人那里知道这一点的；他还搞不清客人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迷宫一样的房子里，他们打算在哪里见面。

他的身上仍然表现出羞怯与佯装自信的奇怪混合品质。与有礼貌的人在一起令他害怕，使他更加不把下面这些事情当回事了：夹在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里，帮助法国将军圣阿诺（Saint-Arnaud）去镇压阿拉伯人的叛乱，或者是作为私人朋友，陪他的猎狐朋友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他可以近距离地观看轻骑兵的冲锋。金莱克曾经很担心丢脸，并且会迅速保护自己不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轻蔑，他现在被吸引到已逐渐变得非法的决斗中来。决斗仪式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矩，从地点和武器的选择、开枪前走开多少步，到读秒的作用，它一定能够吸引像金莱克这样对模棱两可的社交规则不知所措的人。他在1837年12月的一封信中嘱咐他的弟弟，如果他在即将来临的一场决斗中死去，他希望就穿着决斗时的衣服被埋葬，“因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坟墓由陌生人之手来打扮”。

1846年2月，金莱克再一次下了战书，他这次是针对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他觉得菲茨杰拉德把自己的情妇介绍给他是侮辱了他。他把手写的战书送给了菲茨杰拉德，约定在法国的加莱（Calais）碰面，以逃避英国的司法制裁，因为英国一年前刚刚修改了法律，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在决斗中杀死了自己的对手，他将会被判以谋杀罪。金莱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海岸等了八天，最终接受了他的对手不会出现的事实，起航回家了。

1857年，金莱克当选为萨默塞特郡（Somerset）布里奇沃特市（Bridgwater）的自由党议员。当他发表自己的初次演讲时，面对的虽然仅仅是几十个议员，他却搞砸了，不得不放弃了。在那之后，在少数几个他发表讲话的场合，他微弱的声音很少给人留下印象。前首相的儿子、议员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承认，他做过的一个广受欢迎的、攻击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演讲，抄袭了金莱克先前做过的一次演讲；他听过金莱克的演讲，因为他和金莱克坐在同一张长凳上，而新闻记者席的人们却没听清。金莱克会写信给《泰晤士报》，让他们更正他们报道中听错的他在下议院讲话的内容，语气之强硬是他在下议院讲话时从未展现过的。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说‘法国皇帝身体前屈，像某个完全愚蠢的动物’，我说的是：她（法国）被领导着前行，像某个完全愚蠢的动物，被教会了扣动扳机和开动步枪，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除非她能遵从女王陛下的命令。”

根据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说法，不善表达和听不清声音的演讲是英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在《英国人的特性》（1856）一书中，爱默生宣称他可以将英国人沉默寡言的特性追溯至七百年前，他注意到的是下议院那些恶劣的公共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变态的傲慢。会议室里坐满了说话咕咕哝哝的人，他们的声音陷在喉咙里，他们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让他们大点声说话。他这样写那些值得尊敬的议员们，“他们似乎想要表明，他们并不是靠舌头生活，或者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有了绅士语气，他们就说得足够好了”。

历史学家大卫·文森特（David Vincent）宣称，关于英国人矜持这一看法是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当时这是为英国政府工作方式辩护的一种方法。精英公立学校和大学培养了一种习惯——说的是一回事，感觉到或知道的又是另一回事，这创造了一种“值得尊敬的保密”文化，随着政府官僚主义的扩张，这种文化也弥漫于政府之中。在振奋人心的演讲中，重要的信息不会被透露出来，它们只会在权力机构的走廊或关上门的密谈中才会被说出来。按照文森特的说法，这种“值得尊敬的保密”观念为公务机关不公开信息以及政府权力的扩大提供了方便的托辞，因为它们可以暗示说，这些仅仅反映了一种“对于任何不必要噪音的绅士式的厌恶”。

1980年代后期，当《泰晤士报》的记者迈克尔·麦卡锡（Michael McCarthy）秘密调查环境部时，他发现那里的公务员仍然在使用这种深奥的符码。他感觉到，这种符码的核心特征在于“动态性的有所保留”。如果你是个绅士，能够解读这些符码，你会发现那些对于外行人来说平淡无奇的语言变得意味深长了。因此，最高的赞许是说某个东西“令人印象相当深刻”；当厄运降临到某个官员身上，会说他的贡献是“无益的”或“不幸的”；在很少的、罪大恶极的情形中，会说“最不幸的”。甚至今天，高级公务员们仍然操弄着这种托辞性语汇的变体，它意味着过分尖刻或正直都是相当笨拙和不体面的。“我不愿意支持”“我还没形成一个看法”以及“我很高兴讨论”，这些都是表示“不同意”的意思，而“我对这种思路持开放意见”则表示“赞同”。

但是，这种关于英国人矜持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像亚历山大·金莱克这样多变的人物。他是守口如瓶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后期的浪漫主义者，一个热爱拜伦的人；他憎恶英国生活中那种死气沉沉的体面，作为普通的下议院议员，他是特立独行的，无意于位居高位或保守公务秘密。他的矜持预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也比当权者的狡诈要复杂得多。当法国哲学家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于1860年夏天访问英国时，他注意到英国公众的害羞，类似于其情感结构上细密的纹理。正如他在《关于英国的笔记》中所观察到的，害羞导致了古怪的反复无常的性格。“有一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很博学，旅行过很多地方，懂几门语言，但在交际场合却是局促不安的，”他写道，“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在客厅里说话时是结结巴巴的，第二天却非常雄辩地在八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泰纳与他的许多同胞不同，他不认为这些英国人的矜持是迷恋等级和阶层的结果，是等级和阶层让他们的情感生活变得凝重了。他觉得，准确地说，他们的感情是充盈的，这些感情都会像气泡般浮出水面，却很少会搅动平静死寂的水面。英国人表达激情的方式，粗心的人常常会忽视，但是那些观察细致的人则可以看到：“情感从英国人的皮肤表面掠过，就像他们草地的颜色变化”。

金莱克曾经告诉他的几个亲密朋友自己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当时他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梦中他去到他的母校伊顿公学（Eton）的一间房子参加一场解剖学的讲座。他坐在最高一排的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个教授所“解剖”的正是他的身体。他很生气，因为他离前面太远了，看得或听得都不是太清楚。金莱克觉得古怪的是，在梦中，“一个人会把自己想像得完全拥有他的身份，同时又离他自己的身体有几英尺远”。金莱克的无意识看来为他的社交恐惧提供了一个出口。在梦中，他向世界呈现的自我被别人无情地肢解了，而他的私人自我深感到被遗忘和忽视了，无助地看着这一切。

金莱克最后30年生活得像一个真正的隐士，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很少有人读的克里米亚战争史。1884年，当他的生命接近终点时，他拒绝了一位艺术家给他画一幅肖像的要求。“我一辈子都在遭受体质性的害羞之苦，”他回答说，“我所做的顶多也就是否决它，可以这么说，目前还不能去征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