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联系中揭示新闻的本质和规律

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闻理论探讨过程中，存在一个表面看来令人费解的怪现象：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大家围绕一些似乎早已解决或早该解决的“老问题”争论不休。如新闻的定义，新闻事业的性质、职能和作用，新闻的党性、真实性和指导性，等等。通过争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趋向大体上的一致，但在不少问题上仍然是各执己见、众说不一，怪不怪。这些“老问题”大多是新闻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或范畴，对它们的再认识和再探讨，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闻观念需要更新和正在更新，我们的认识需要深化和正在深化，我们的理论在发展和正在发展。重新探讨是必要的，探讨中发生分歧也是自然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探讨和争论“效益”不是很高。对如上一些最基本的课题，在认识上没有取得令人折服的新飞跃，争论双方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结果谁也难以说服谁，不但无力清除原有的分歧，甚至引发出一些本来不该发生又没有实质意义的新分歧，给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以无所适从之感。那么，应当怎样来提高新闻理论研究的“效益”呢？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并说：“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页）笔者认为，无论是对老问题还是对新问题的探讨，都自觉地接受这一认识的推动，坚持在系统联系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和新闻活动的规律，是提高研究“效益”，加快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

（一）本质和规律只能从联系中揭示出来

任何一门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它能透过现象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把握住研究对象的活动规律。新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和新闻活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它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它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获得真理，只能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之中去寻求。“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新闻的本质和规律只能从它的内在联系中去揭示，承认这一点，是新闻学研究获得真理的基本前提。

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其自身固有的。一事物内部总是分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不同部分，形成一个对立统一的系统整体。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作为系统而存在，系统内部至少包含两个要素，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是事物内部诸方面诸要素间的联系方式和作用方式，决定着事物的本质和性能，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这就要求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把事物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既研究系统诸要素之间存在的差异，又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看它们是怎样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联系中认识事物，是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论最基本的要求。马克思在研究商品时，正是从分析交换关系入手，通过市场上货物与货币、买者与卖者的矛盾联系，揭示出商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然而，资产阶级新闻学不善于辩证思维，不是这种辩证思维的产物。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说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运用得并不那么自觉，并不那么纯然，并不那么充分。

早期资产阶级新闻学产生于近代，属于近代文化。近代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特点，是重分析，轻综合，属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它把事物的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切断，把事物和事物的局部从整体联系中隔绝出来，在封闭中加以孤立地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一定的研究领域中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但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一个一个的事物或事物一个一个的方面，不看方面之间和事物之间的多种联系，其适应范围又是很有限的。一超出范围界限，就使认识走向片面，走向僵化，离真理越来越远，并会使认识陷入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资产阶级新闻学虽然也曾多有建树，但对人类一般新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不可能既深刻又全面的。在其松散的概念体系之中，那些片面性之间的自相矛盾随处可见。作为近代文化的资产阶级新闻学，80多年前传入中国之后，经我们之手对它进行了不断地改造，特别是逐步清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性新闻观点的影响，建立了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但在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彻底挣脱了形而上学地束缚。那种切断联系的孤立研究，虽然不是普遍的和主导的倾向，却也断断续续出现，在不知不觉中沿袭着。比如，究竟什么是新闻，怎样给新闻下定义，这是对新闻本质的揭示。“新闻”也是一个系统，一个可分又可合的整体，也有它的内含要素和内在联系。它的本质起码是存在于三个要素、三个方面的联系之中，即存在于“事实——传播者——接受者”的矛盾联系之中。新闻既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自然信息，又是经传者感知、加工和传发的一种人工信息，还是受众能够接受的一种社会信息。新闻的本质要从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去揭示、去阐发。在我们以往的探讨中，存在各执一端、缺乏系统观念和整体把握的现象。有的抓取一个要素，有的只看一种联系，对新闻本质的表述就难免流于片面性。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在事实和传者的联系中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但它只注重一种联系，忽视了其他的甚至是更重要的联系，因而对本质的揭示还是不全面的。对新近发生的事实加以报道是不是新闻，仅由事实和传者两个要素的联系来规定是不够的，它还受到接受者这个要素的制约。所报道的东西远离受众的需求，受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样的“新闻”岂不徒有其名？以往，我们确实传发过许多这样自以为是新闻，却不被受众承认和接受的非新闻作品。如果再进一步，认为新闻就是一种事实，就是“新鲜事儿”，切断了事实同传者和受众的全部联系，片面性就更大了。新闻的本源当然是客观事实，是“新鲜事儿”，但离开和传者的联系，特别是和受众的联系，新鲜不新鲜，重要不重要，从而是不是新闻，都无从谈起。有的同志看重传者和受众之间的联系，认为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对新闻本质的这种表述是很有见地的，有其相当科学的内涵。但它舍弃了传者这一中介要素与两端事件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这就不是新闻活动中的新闻，而是接受者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感知、直接认识了。

对新闻本质的如上揭示和表述，并非完全是我们的创造，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的早期著作中，可以找到它们的雏形。我们接过来之后，虽然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探讨中做了局部的修改和补充，但却较少给予辩证的阐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而上学造成的以偏概全的弊端。应当说这些表述各有各的真理性。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新闻某方面的本质规定，但因为没有从整体联系中去把握，对本质的反映又欠深刻、欠全面。这样，在争论中就会出现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彼此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争执之中。时至今日，如果就新闻定义问题再做一番讨论，那种以片面性去“征服”片面性的现象还可能出现。

最近几年，我们把“信息”概念引入新闻学，用来阐发新闻的本质与特性。但信息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对此，也需要从系统联系中去把握。自然信息产生于物质和物质的运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即差异。但从认识过程、通信过程和控制过程（新闻活动也是这样一些过程）来看，对信息却不能这样简单来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信息本身仍是主体和客体间的中介联系。在认识过程中，进入人的大脑的不是事物的质料和能量，而是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多样性，是反映事物特征的自然信息这一中介体。不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看问题，就不能把事物的质料、能量和信息加以区别，不能揭示信息不同于质料和能量的特殊本质。在通信和控制过程中，信息活动多了传者这一要素，从而增添了新的联系。系·信·控科学认为，传者传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受者预先未知、能被受者接受、对受者产生影响、使受者认识走向有序（消除不定性）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信息，否则便不是信息。新闻这种特殊信息在本质上也应是这样的。如果切断决定信息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得出的也会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片面性认识。用对信息本质的片面性认识去阐发新闻的本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新闻定义不下一百种，信息定义也有百余种。对信息本质不力求在系统联系中求得较为准确的把握，岂不加剧新闻概念间原有的对立和混乱？摆脱已经陷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尽量避免陷入更难解决的新矛盾，出路是转变我们的思维习惯，把孤立地研究个别要素和个别联系，变为对新闻活动内在联系的整体把握。否则，引入再多的新概念，也是无济于事的。

（二）切忌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事物内部的矛盾联系是固有的，一事物和它事物的矛盾联系也是客观的和普遍的。一事物由内部诸要素的矛盾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它作为更大系统的一个要素，与其他事物处于有机的整体联系之中。事物的性质和发展变化，是由其内外联系的总和决定的。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和发展的事物。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在它所处于的普遍联系中来把握。从而，人们的“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既切断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切断事物的外部联系。只看事物间的对立和区别，不看事物间的多样性联系和统一。“它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在对新闻理论里那些“老问题”的探讨中，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某些影

响，也不难看到“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迹象。比如新闻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指导性和服务性、党性和人民性，等等，就其中每一对概念中的一方来说，都是新闻活动某种内部联系或外部联系的观念反映，都是新闻某方面属性的概括。它们各有各的客观依据，各有各的存在理由，处于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之中。不能承认一个而否认另一个，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甚至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在以往的争论中，我们有时过多注意党性和人民性、倾向性和真实性、指导性和服务性之间的对立排斥，较少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统一，个别时候真的弄到了绝对不相容的地步，从而导致对某些观念的淡化和左右摇摆。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在资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中，是无法达到和谐统一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偏见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决定的。而在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中，虽然必须如实承认和尊重它们之间的差别，但却能够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实现，这是由我们的阶级性和所掌握的科学世界观决定的。在我们的新闻活动中，确实发生过在强调党性、倾向性和指导性的时候，忽略和损伤人民性、真实性和服务性的严重教训，但那多半是对党性、倾向性和指导性做了歪曲的理解和推行，他们之间并非“二律背反”的关系，没有坚持这一个就抛弃另一个的必然性。只要正确理解和正确执行，它们之间就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

新闻现象和其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系统作为子系统和社会大系统连成一个整体。新闻系统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单一的，它受着多项新闻规律的综合支配。与此同时，新闻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还受着其他社会规律乃至自然规律的制约，如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等。规律与规律也处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之中，思维对规律的把握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协同。比如对新闻自由，就要在客观规律的相互联系之中去理解、去实现。如果单独按某一新闻规律办事，否认和忽视其他新闻规律以及社会规律同时在起作用，可能会像资产阶级新闻学那样，得出新闻绝对自由和记者是“无冕之王”的错误结论。而实际上，新闻自由存在于新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整体联系之中，存在于诸多的新闻规律、社会规律以及社会条件的支配和限制之下。某一时代的新闻活动所获得的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是因社会进步而程度更高了的现实自由，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绝对自由。孤立的引申，随意的追求，反而会丧失已有和应有的自由。再如，我们的新闻改革，说到底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按新闻规律办事。但指导新闻改革的不只是哪一条规律，而是诸多新闻规律的整体，同时还要服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规律。新闻为什么要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普遍规律的总体要求，也是历史新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特殊规律的具体要求，因而势在必行。新闻应当怎样来改革？要从社会大系统的整体需要去考虑，把新闻改革当作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按新闻的特殊规律去改革新闻。如果把诸多新闻规律绝对对立起来，把新闻规律和其他社会规律绝对对立起来，我们就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新闻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和圆满成功。

既然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那么，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事物的具体联系。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它的联系和条件也会随之变化。联系变了，条件变了，事物的性质也会变。“一切以条件、地点和事件为转移。”人的认识必须随着联系和条件的转换而向前发展。“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活动，其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以及新闻事业与其他事业的联系方式和作用方式，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变革也是联系，是新与旧的联系，是发展阶段的联系。我们的新闻理论要向前发展，反映变化了的联系和条件，进行观念上的更新。我们对许多“老问题”的重新探讨，可以说是为适应变化了的联系和条件，所进行的观念上的调整。在更新观念的过程中，仍然不能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需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传统与创新、量变与质变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原有的观念是否需要抛弃和更新，更新要更新到什么程度，要看原有的联系是否已经不复存在，或者看联系中的相互作用减弱和增强到了什么地步。比如，因为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闻事业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也不再是主要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显减弱。因此，不能再说新闻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活动和阶级斗争之间也会保留一定的联系，彼此发生一定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观念还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再如，党与新闻工作的联系方式和作用方式，党和国家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某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没有导致相互联系的中断和作用力的大幅度削减。因此，党性观念不能淡化，需要的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迁，对坚持党性原则提出新的具体要求。也就是说，联系和条件的变化只发生在一定限度之内，观念的更新也要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新闻学研究中的大胆创新，无疑应当得到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但继承和发展、传统和创新，也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完全割断历史的联系，不从真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获取智慧，就失去了“标新立异”的根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真理，不是前进，而是难以解脱的困扰和死胡同里的徘徊。

（三）从普遍联系不能走向直接等同

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是绝对的，每一事物都处在大系统的整体联系中。但每一事物又都有其相对独立性，各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性，各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既不能切断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也不能因为普遍联系而淹没事物的独立存在和个性。就新闻活动来说，不能因为它和别的事物存在广泛的联系，就无视它的鲜明个性和独有色彩。如果这样做，就会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走向事物间的直接等同，把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联系，变为没有差别的一片混同。比如，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历史上，就曾发生过把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直接等同起来的现象，结果是把一般政治概念错当了新闻学的原理。这样的教训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新闻与政治的联系至今还是十分紧密的，新闻与宣传的交融从来就难解难分。但实践也都证明，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或是直接等同起来，同样都是十分有害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近代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普遍联系中抹掉事物间的差异，是更加落后的古代朴素整体观。两者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联系观念都是相悖的。

中国古代的朴素整体观，形成于封建社会，属于农业文化。农业文化的思维方式重综合、轻分析。这种综合没有以局部的精细分析为基础，只能模糊地看到事物间的整体联系，对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双方，对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具体方式，没有准确地把握，带有许多猜测的成分。形而上学的分析往往是深刻的，但总是片面的；朴素整体观的综合往往是全面的，但总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主张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对事物的认识可以达到既全面又深刻的境地。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已有数十年了，并早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难以彻底改变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分工不细密的半自然经济状态，农业文化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因为形式上的某些相似，有的会不自觉地把朴素的整体观错当为马克思主义整体观来应用。这样，把新闻和政治、新闻和宣传等同起来，似乎就有了道理。把新闻活动放到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从政治需要和宣传需要出发评估它对社会整体的存在价值，谁能说不正当、不必要呢？但由于忽视新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宣传的特殊方式，忽视对新闻系统内在矛盾的细致研究，就难免只考虑政治的需要和宣传的需要，让新闻传媒承担勉为其难的任务，去做违背新闻规律的事情，以致使新闻事业同一般政治工具、宣传工具没有什么区别。用混同归一的朴素整体观研究新闻现象，必然使新闻丧失所独具的性质和作用，抹杀新闻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差别，彼此等同的两极是没有的。分析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确定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差别，是我们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得出的才是内容丰富而不贫乏、内容多样而不单调的整体认识。如果失去这一基础，在普遍联系中得到的只能是含混不清的总画面，一个信息量少得可怜的混沌体，一事物在整体中的存在边界就处于极大的不定性中。我们提倡在系统联系中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和新闻活动规律，绝不是忽视对细节的研究，绝不是脱离客观固有去随意臆造联系，绝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把多种多样的联系等量齐观。在新闻固有的内外联系中，应当把它内在矛盾联系作为主要的联系，根本的联系。只是在研究它的内在矛盾时，不能把它和外界事物的广泛联系统统切断；在分析它内容的细节、要素时，不要切断内部要素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始终把新闻这一研究对象，放在它实际隶属的系统中，展开局部考察，进行整体把握。在直接等同中思维，带给我们的不是光明，不是发展，而是观念上的蒙昧和演化中的返祖。

（四）对科学方法也应在联系中掌握和应用

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使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是科学地更新新闻观念、改变新闻理论落后状态的迫切需要。我们有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方法，一般来说，它们都是科学的。但有了这些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就一定科学化了。这里还有一个对科学方法抱以科学态度和加以科学运用的问题。某一科学方法本身有其内在的矛盾联系，科学方法之间也存在这样的联系，对科学方法也要在系统联系中加以把握和运用。

在我们的新闻学探讨中，是注重分析，也要努力综合的，但更应注意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分合并用，内在相连。重合轻分可能走向新闻概念的肤浅和混同，重分轻合可能走向新闻概念的片面和混乱。

在我们的新闻学探讨中，既有微观研究，又有宏观把握，新闻学正朝着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方向发展。但在进程中要切实注意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撑。否则，宏观把握就会流于浮光掠影，微观研究就会陷入烦琐哲学，并且微观概念和宏观概念不能协调一致，不成系统。

在我们的新闻研究中，传统研究方法威力不减，现代科学方法也锋芒初试，值得称道。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区别虽然是显著的，但它们之间也是能够相互渗透和相互结合的。比如系统科学方法和分析综合方法相结合，叫作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统一的方法。这种合成后的方法，要求人们在分析事物时尽量不用“解剖法”，尽量多用“透视法”。用“解剖法”分析事物，使局部失去了处于整体联系中的本来面目和性质。如同“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亚里士多德，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对人体、新闻等复杂系统，更适宜采用“透视法”，在保持原样联系中观察和分析它们的局部。把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联系起来加以运用，会有力地改变那些陈旧落后的思维习惯。

无论是传统方法、现代科学方法还是它们间的相互结合，在运用时都要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统摄，切实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科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与哲学方法虽然存在层次上的间隔，彼此不能等同和取代，但只要它们真正是科学的，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某种相互沟通的中介和渠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自己就说：“虽然起源有所不同，一般系统论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类似，是显而易见的。”（转引自沙青、徐元瑛《辩证逻辑简明教程》第91页）然而，又必须承认，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只有在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的统摄和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力。近年来新闻学研究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几年，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已经注意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相结合，注意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的辩证统一，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去年秋季的一次新闻理论讨论会，有位同志提交了一篇蛮有分量的论文。论文认为，新闻学有它自己的系统本体和系统环境。系统本体指的是新闻系统内含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环境指的是新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联系总和。进而提出，通过微观方法研究系统本体，建立新闻学的本体理论；通过宏观方法研究系统环境，建立新闻学的环境理论。两部分组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系统整体，在联系中本位理论不至于处于封闭状态，又不被环境理论取代。显然，这是把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相统一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已不再是单独探讨某个老问题或新问题。其价值主要不在于构想出来的新闻理论框架，而在于和其他类似的探讨一起，表现出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传来了唯物辩证法正在推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向前迈进的足音。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进一步科学化，是新闻学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载《新闻学论集》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