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异端”历史认识
摘要：曹操具有很强的打通现实和历史的能力，他总能在理解历史情境与把握现实决策中，抓住关键点，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动乱争战的建安时代，因急于用人的现实需要，曹操三下“唯才是举令”。其中，对孟公绰和齐桓公的评价，他挖掘了不为人注意的历史侧面；对陈平和苏秦的看法，他点出了时人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矛盾性；对吴起的认可，则是对当时主流历史观的颠覆。从中可见曹操的历史认识有迥然超出同时代人之处。
关键词：曹操 历史认识 唯才是举令
曹操是一个敏感的人，既对现实敏感，也对历史敏感。他总能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中，捕捉到决断的方向，并在那一刻，了悟了历史上相似时刻的情形。因之，他的历史认识，总与他对现实的认识，互通声息。马克·布洛克提出：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曹操堪称是这种能力——打通过去和现在——的完美呈现者。在汉末建安这个特殊的时代，曹操的现实认识和历史认识相互刺激，尤其使他的某些历史认识呈现出异样的光彩。
早在汉灵帝末年，曹操这种接通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就已显露出来。冀州刺史王芬曾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曹操亦在其连结的名单中，但这一非常之谋被曹操拒绝了。史载曹操曰：废立之事，是天下最不祥的事，不能轻易去做。当初伊尹处于掌握权柄的地位，内心却对商王室至忠至诚，所以他放废了太甲，事情可以成功。霍光因受托辅国，宫内有太后的认可，宫外有群卿的支持，而且昌邑王即位时间短，未形成自己的势力，霍光废掉他才如摧朽般成功了。如今你们这般人，只看到了当初伊尹、霍光成功的容易，哪里能看透今天事情的艰难呢？自己想想吧，你们的势力与当年汉景帝时作乱的七国相比，能比得了吗？七国败了，你们能胜吗？你们想要立为皇帝的合肥侯，他的势力与七国最厉害的吴、楚相比，能比得了吗？想入非非，还指望自己能成功，这是多么危险啊！
曹操在这件事的应对中，体现了一种很强的判断力，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伊尹废太甲、霍光废昌邑，以及汉初七国作乱之事，但他很清楚那些事各自是怎样不同的情形，而这些情形与现在王芬之谋所面临的处境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从表面看来有相似之处。这种对历史认识的敏锐性，并非独立存在，它与曹操对现实状况的清醒认知相互刺激而产生。即曹操知道王芬之谋不可行的时候，也深刻洞察了伊尹废太甲、霍光废昌邑的可行之处；反过来，也可以说，曹操明白伊尹废太甲、霍光废昌邑的可行之处，也就洞悉了王芬之谋的不可行。这是一种禀赋，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将过去和现实接通的禀赋和能力，确实并非人人都有，比如王芬就没有，其谋终败。
初平元年，发生了一件与王芬之谋类似的事。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也想取得曹操的支持，曹操再次拒绝了。他答复袁绍时说道：董卓之罪太大，我们兴兵而远近无不响应，正因为占了一个“义”字。现在皇上年龄很小，被董卓挟制。与当年昌邑王胡作非为可能造成亡国的情况不一样。你们这样行废立之事，会搞乱人心的。在这件事情上，曹操再次提及历史上的昌邑王被废之事，其与汉献帝幼弱受制于董卓，两种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的关键是，曹操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的人心——对幼弱的汉献帝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关东盟军起兵讨董才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响应。与此相对，昌邑王的被废，是得到了当时太后及群卿的认可的。不同的人心背景，势必造成不同的废立结果。昌邑王被废顺利成功，而对幼弱汉献帝的放弃，另立他人为帝，则会搅乱人心。
袁曹在后来的图霸争斗中，以曹胜袁败而告终。除了众所周知的双方优劣对比之外，对现实和历史的敏感性，也是曹氏胜出袁氏的重要个人因素。相比曹操，袁绍是很迟钝的。想当初，“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也被人献给了袁绍，时间或许还早于曹操听到此策，但他却没有听从。曹操深知，眼下袁绍说什么，他曹操说什么，都不如皇帝说什么更管用，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键点是：皇帝的号召力。曹操显然比袁绍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状况中的决策走向敏感多了。
袁绍之所以未取“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是因为觉得弄个皇帝在眼前，做事会碍手碍脚的：不听皇帝的话，是抗旨；听从，则于己不便。若是将来自己想当皇帝，岂不又是个麻烦？曹操处理这一问题却毫无障碍：很简单，他只是把自己想干的事说成是皇帝的意思罢了。从中可见曹操的机敏（或称狡诈）和袁绍的愚笨（或称死板）。曾经，袁曹二人在起兵之初，有过一次应对未来大势的谈话。袁绍所给出的答案重点是——地盘和军队：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的答案重点是——用人和智慧：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在裴松之注引的《傅子》中补充了曹操的另一句话：商汤与周武建立王业，与所占领的土地没什么关系。如果仅以险固之地作为凭借，则不能应机变化。曹操对商汤和周武建立王业背后真正的能力，有透彻的了悟，并与己在争霸中应恃之资的清醒认知，两相贯通了，此能力远非袁绍对历史和现实的迟钝认识可比。
还有一次，袁绍想让曹操找借口杀掉杨彪、梁绍和孔融，只因曾与这几人有过节。曹操未许，其缘由亦是出自对历史和现实的相通式的理解。所谓现实，曹操指出：当今天下土崩瓦解，共事之人，本就上下相疑。即便以诚相待，都未见得可以相互取信，更不用说还要除掉这些辅佐之人，那岂不是人人自危吗？所谓历史，曹操引用了刘邦赦免雍齿之仇之事。在这件事上，曹操之接通历史和现实的绾合点是：群情以安。即当年的刘邦赦雍齿和现在的不杀名士都源于同一需要：安定士人之心。而袁绍显然没有这种以现实通历史、以历史通现实的能力。
在曹操发布的诸多令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建安年间的三次“唯才是举令”了。从这三次“唯才是举令”中，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曹操有一种打通过去和现在的非凡能力，而且正是这种能力，使曹操呈现了与当时大多数人很不一样的“异端”的历史认识。
曹操在第一次令中引用了《论语》中孔子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很不错的，但让他做滕、薛的大夫，则能力不够。然后曹操又提到齐桓公的霸业，是无法在只选拔廉洁之人的基础上成就的。最后则明确表达其主旨：“唯才是举”。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孟公绰的评价是很高的，历来被人所重视的也是孔子对孟公绰在德行方面的尊敬评价，认为其是一个很克制的人。而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历来为人所重视的是其成就的霸业。但曹操的关注点显然既不是孟公绰的德行，也不是齐桓公的霸业，他关注的是孟公绰的能力和齐桓公的用人。有意思的是，孟公绰的能力不太行，如上所言，也是孔子的看法；齐桓公能成就霸业，与其任用有才能而非有德行的人有关，如管仲，也是事实。但在曹操之前，孟公绰的能力不强、齐桓公任人唯才的这一面并没有被凸显出来。
历史有许多的面，它们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往往是，某个时期的人只“见”此一面或几面，却对另一面或几面视而“不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的“见”和“不见”？原因很多，最不可忽视的是：现实的刺激。改革时代对历史上的改革总是格外关注，革命时代则对历史上的疾风暴雨式的巨变情有独钟，生活优渥的时代会对历史上的文化细节兴趣多多。然而，在时代性地关注改革、独钟革命、兴味文化到来之前，总是少数人先嗅到了潮头的气息。
所以，在建安时期，对人才选拔标准的争论和冲突，刺激了曹操，使他重新打量了历史上的孟公绰，注意到了孔子对孟公绰能力的负面评价；使他重新考量了齐桓公的霸业，不是从齐桓公心胸宽广任用仇人的角度，而是齐桓公任人重才不重德的角度。因此，同样是“看”，对历史的某些面，曹操“见”了，他周围很多人却没“不见”。曹操的这一“见”，如同把隐藏在背面的图案，转到了亮面。在曹操的转动中，孔子对孟公绰能力的负面评价、齐桓公任人的舍德取才，被放大凸显于历史的舞台上，成为曹操“唯才是举令”进行辩护的有力论据。历史与现实也就在如此暗与亮的转换中，实现了接通。
如果说第一次令中，曹操没有直接点名，只是用了“盗嫂受金”的典故，那么第二次令中，则明白无误地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陈平，另一个是苏秦。陈平曾被人说成是与他的嫂子有私情，以及在任上收取了大量贿赂。但他在楚汉之争中，多次帮刘邦出谋划策，是刘邦最终成功的关键人物之一，所以说陈平“定汉业”。苏秦不是个守信的人，但他的才能帮助了当时弱小的燕国，所以说苏秦“济弱燕”。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有才无德，也可以用。
从这次令的内容我们可以判断，上次令发布之后，选人的依据不再仅局限于“廉”，而是也重视“才”了，但是选上来的人有才无德怎么办？看样子还是让人接受不了。从“是德非才”到“是德是才”，“才”虽然进了一步，但在与“德”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如上所言，现实生活中对人才选拔标准的争论和冲突，强烈地刺激了曹操对历史上“有德无才”与“有才无德”之人的关注，使他注意到了孔子对孟公绰能力的负面评价和齐桓公任人的舍德取才，同时也使他深刻地领悟了历史上魏无知回答刘邦的话。作为陈平推荐人的魏无知，当被刘邦叫去质问为何推荐的是一个盗嫂受金之人时，魏无知的回答是：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大王质问我的是陈平的品行。现在如果有人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但对胜负的命运没有好处，陛下哪有闲暇使用这样的人呢？可以想见在那一瞬，魏无知的话激起了曹操多么强烈的共鸣，“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与“若必廉士而后可取，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两种表达何其相似！
这次令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陈平和苏秦的才能与功业都是被公认、没有疑义的。而曹操却特意将陈平“盗嫂受金”与苏秦不守信之事大张旗鼓地点出来，其意何在？曹操是让这些官吏们自己发现自己的矛盾之处：你们看，陈平之才“定汉业”，苏秦之才“济弱燕”，都是你们心悦诚服的。你们并没有因为陈、苏二人的德行有亏，就将两人的功业否定掉，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你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能容忍一个人有才无德呢？
如果说上次令中，曹操是把历史的暗面转到了亮面，提醒当时人看到被他们忽视的阴影中的景象，那么这一次，他则直指当时人的自相矛盾，即同样的有才无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肯定的，但在现实中却做了否定的选择。当曹操将陈平的“盗嫂受金”与“定汉业”、苏秦的不守信与“济弱燕”进行醒目对比时，“唯才是举令”的关键——舍德取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历史在这一时刻，也与现实接通了。
在曹操拨开现实中人的自相矛盾的迷雾时，他更以直指人心的方式惊醒了一个时代课题：“德”与“才”究竟是什么关系？之所以将此问提升到时代课题的高度，因为它绝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关联着两汉近四百年的文化根脉。若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独尊儒术之政策开始真正实行算起，至曹丕代汉（220年）止，凡354年。也就是说，在两汉426年（前206～220年）的时间里，有350多年，儒学是国家学说。选人主要按儒家提倡的品德作为依据，这个观念延续了350多年，现在曹操要打破它，相当一部分人转不过这个弯来。直言之，经过两汉350余年的积淀，儒学已经成为文化传统，它看不见、摸不到，却无处不在，曹操并非在和某些具体的个人较劲，他面对的其实是文化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在建安这个历史发生了巨变的时代，传统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在“德”与“才”的较量中，集中爆发了出来。
让我们回到曹操身处的现实：在曹魏集团内部，对于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有不小的争论和冲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选人应重德行。否则，如果大家意见一致，曹操不需要反复下令，并申说才比德更重要。曹操当然并非反对人要有德行，但他显然比那些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如果德才不能兼备，在战乱频仍的当时，只能弃德取才，而不是相反。
第三次令中，曹操再次追溯了历史上的伊挚、傅说出身卑贱，萧何、曹参出身县吏；管仲曾是齐桓公的仇人，而韩信和陈平都背负污名，但都能力非凡，功业卓著。最后曹操特意提了一个人：吴起。所谓“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条条都与汉代已尊奉了几百年的儒家伦理准则相悖，但当吴起在魏国时，阻止了秦国人向东发展的企图；吴起在楚国时，威吓了晋国向南的图谋。曹操用吴起的例子，是想以史为证，说出其求贤若渴的心声：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是不仁不孝的人，我都要用。
在最后一次令中，曹操的历史观呈现出一种颠覆性，即公然与当时人的价值取向相背离！在这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历史与现实的接通，却是断裂式的接通：吴起的污点不仅不再是被批评的对象，竟然成了凸显其才能的不可或缺的对比色，这是现实与历史（两汉历史）的决裂；但同时，历史上的吴起是不仁不孝的，今天我曹操也要用这样的人，只要他有才能帮我平定天下。这也正是历史（战国历史）与现实的连通。
如前所述，曹操对历史的敏锐认识，是与他对现实的清醒认知相互刺激而产生，他有一种非凡的打通过去和现在的能力。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整体的时代性到来之前，他最先嗅到了潮头的气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认识，与之前的两汉和之后的隋唐相比，有迥然不同之处。原因很简单，这个时期的现实与两汉、隋唐相异。现实不同了，必然刺激对历史认识的差异。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将近400年的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分裂是这一时期与两汉、隋唐最大的不同。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禁绝私家撰集国史、评论历史人物。这是统一王朝的必然举措，将对历史的编修之权收归中央政府。紧接着的唐朝批评魏晋以降的史著，未将“允恭之德”和“忠肃之才”传于史册。显然，史书应该记录什么样的言行，什么样的人物，中央政府是有明确指向的。
尽管两汉时期，将历史编修之权收归国有的意识，不如隋唐时期清晰和明确，但深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班固，其历史编修的价值取向却显然是向官方自觉靠拢的。无论是对刘姓的汉室江山乃承自天命的阐述，还是将王莽的传放至列传之末，以用史书体例表达对其篡汉之事的声罪示诛，都反映了这一点。
总之，无论两汉还是隋唐，由于强大的统一王朝的存在，官方明确也罢，个人自觉也好，历史认识整体而言，呈现某种趋同性。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拢住”思想观念的强大政权力量，历史认识更多地呈现出多向性的特点。
比如，统一王朝时期，思想观念难出规范的框架；而分裂时期，由于变数多且频率快，因此常常刺激对以往历史上被忽略的东西重新予以打量和考察。认为德优才劣之人在战乱年间的无用。
又如，统一王朝时期，一旦设定了某种价值为主流，如“允恭之德”和“忠肃之才”，则与之相左、相对、相悖的观念，自动处于被贬、被抑、被斥的位置。不像分裂时期，被贬、抑、斥的观念因现实需要而与所谓的主流观念发生争辩和对抗，如才优德劣在两汉被强烈排斥，而在建安则获得了存在的空间。
再如，只有在分裂时期，才可能出现在核心价值观念上，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认识的情况发生。只要有才能，哪怕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都可以被选用。
显然，如果不是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国家机器事实上已陷入瘫痪，不可想象曹操居然公开否认“廉士”；进而堂而皇之地为陈平的盗嫂受金、苏秦的不守信用进行辩解；更不要说竟然直陈要启用像吴起那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在国家机器强大的统一王朝，曹操对历史的这种种认识，显然属于异类，不仅无播扬的可能性，而且一定会被强力打压。
然而，曹操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认识的异端分子。如前所述，曹操并不反对所选用的人才应该有德行，他自己本人对德才兼备的历史人物是很钦敬的。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曹操提到乐毅不背燕、蒙恬不背秦，并说“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乐毅，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最著名的就是他统帅包括燕国在内的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了70多座城池，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但是燕昭王死了以后，继位的燕惠王不信任乐毅，乐毅就到赵国去了。乐毅虽然离开了燕国，却始终没有做帮助别国打燕国的事，尽管是燕国对不起他，所以曹操说乐毅不背燕。蒙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因为得罪了宦官赵高，后来秦二世即位，被赵高进谗言要杀蒙恬。蒙恬本来手握三十万重兵，完全可以反了秦国，但蒙恬说我不能那么做，最终守义而死，所以曹操说蒙恬不背秦。曹操对这两人的所作所为很是感慨，也很是感动，所谓“怆然流涕也”。这样的历史认识当然是对传统的延续。而前述对商汤、周武成就王业能力的认识、对刘邦赦免雍齿之仇的认同，也并无异端之处。
本文特意凸显了曹操“异端”的历史认识，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异端”的历史认识，可谓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历史认识独特性的起点，而正是这些独特之处，参与着对传统的形塑，使所谓的“传统”一直处于嬗变之中，缓慢却永续开放地在悄然改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