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研究意义
对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语言学界对警示言语行为的分析比较薄弱,而且对威胁、警告、禁止、劝告等几个相似言语行为的区分尚有不明之处,将其意义的甄别统统留给语境因素。一般认为,威胁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为了使受话人屈服而对其发出的恫吓行为,而禁止言语行为是说话人为了预先防止不希望发生的行为,对受话人将要进行或者可能想要进行的动作发出的制止行为;警告言语行为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祈使类言语行为,警告的目的是说话人为了告诫受话人,使受话人警惕或避免某些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它与威胁和禁止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存在着本质的不同(Fraser, 1975)。由于三者在表达手段上非常相似,经常被人们混淆(林全胜,2009)。因此,对警示语进行深层研究,将有助于厘清相似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
第二,对警示言语行为的讨论具有文化学与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虽然警示是一种普遍的人际交往行为,但它在中西语言文化中的走向却各不相同。在注重伦理教育与培养的中国先秦时代,警示语篇的社会地位曾非常显著,并一度固化为一种稳定的体裁,这就是“箴”。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曾记载,“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据说此文体仅盛行于夏商周三世,后来由于人们逐渐“弃德务功……”,不喜直言,“矢言之道盖阙”,因此,“箴……寡用,罕施后代”(刘勰,2008: 30-31)。只可惜经典样品《百官箴》早已失传,在现代汉语的演变中这一文体已消失殆尽。在第6章中,我们将对其文体、语言风格与现代演变略做讨论。
古代西方有无类似的警示体裁,暂无人类学的考证说明。在商业比较发达、强调个人责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语境下的警示却兴盛起来,专指民事生活中(主要是商品消费领域)为保障或改善安全消费状况而设计的安全警示标志。有关警示的人因工程学与法律语言研究都比较蓬勃,使得警示语的研究成为一个有趣的课题。Wogalter(2006a)主编出版的“警示语”论文集长达52章,逾600页,而Edworthy(1996)也推出了关于警示设计的学术性论著。可以说,当前文献中关于警示的研究主要沿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但使用警示的根本初衷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警示与人类的道义原则相一致,但美国现在广泛地使用警示,纯粹是国家法律的硬性要求,其目的主要是避免法律责任与利益损害”(Egilman & Bohme, 2006: 11; cf Ryan, 1991: 27)。可以说,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民事意义上的警示,大部分并非出于伦理与道义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法律保障消费者安全的硬性要求,相当一部分警示已经徒具其名不具其实,根本起不到有效的交际目的。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警示在汉语研究中也逐渐得到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中外语言文化中的警示差异为例,寻微探幽,也许可以别开洞天,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西道德伦理发展与走向之差异。因此,不管从汉语语言文化的传承,还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对多模态警示语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在当下科学研究出现“多模态转向”(inescapable trend toward multimodality)的背景下,对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研究已成为必要选择。目前的电子化时代,“人文研究正从完全以语言为唯一交际模态的口语文本转向‘多模态’,无论人们为之欢喜雀跃或为之扼腕叹息,众多论文、书籍题目中出现了‘多模态’(或其同义词),会议分组讨论的核心主题上也频繁出现‘多模态’,与时代形成了完美的呼应。”(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3)
第四,以小句段的警示语为对象进行话语分析,将突破以往话语分析常以较完整的长语篇为分析单位的惯用思路,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话语”与“语篇”的本质。
第五,对警示语进行跨学科研究具有社会实践意义。当前的电子化时代,因为警示信息不当造成的民事诉讼多如牛毛,警示语研究将能够促进人们对警示充分性的理解。当前,对警示充分性的解释虽然涉及诸多学科(Cox Ⅲ, 2006: 651),但是语言符号学的作用尚未得到彰显与发扬。随着语言符号学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如何建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模态警示语将有更深刻的认识:有朝一日,语言符号学专家将可以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对“警示是否充分”提供比较专业与权威的鉴定意见,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介绍研究对象、分类、研究方法、选题意义等。第2章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3章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的主要观点,对多模态警示语的艺术建构进行宏观分析并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探讨了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对话性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建构对话性的多模态警示语意义具有可行性。第4章到第8章分别以某一类警示语为例,对不同类型的多模态警示语进行细致的分析,讨论多种符号资源在警示语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多模态警示语意义的对话性在语篇结构、言语交际、认知思维、跨文化领域等不同方面的体现。第4章主要分析商品警示语(主要以烟盒警示语为例)在历时文化变迁中所体现的意义开放性与对话性,接着基于具体的语料分析,讨论了图文型多模态商品警示语的建构规律,对现有多模态商品警示语进行批评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与局限性。第5章对公益广告视频中的多模态警示语进行分析,主要从多模态隐喻角度探讨警示语(反烟警示)的建构,分析图、文、音等模态在线性序列上构成的互动性,以及这种互动与读者的认知解读之间的对话性。第6章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口语动态交际中的多模态警示语进行分析,探讨听话人与说话人如何在话轮转换中互动性地建构言语警示语与多模态警示语。第7章探讨公共行政警示语的多模态语篇结构在模态之间体现的互动含义,同时分析英汉翻译中所体现的语际对话性。第8章讨论了世界各国司法领域中警察告知的建构与重构过程,讨论了对话性与互动性在警示语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从多模态话语交际方面提出在司法领域中建构多模态警示语的具体办法,以改善现有的警示沟通。第9章为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