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花鼓初起动人心

沪剧在漫长的花鼓戏时代孕育并传承了大批剧目。

20世纪初，当花鼓戏发展至第二阶段——本地滩簧时，号称拥有“老滩簧戏”共120出。这些剧目绝大多数是从花鼓戏时代逐渐积累、传承下来的。这些剧目中，究竟哪些是花鼓戏前期的产物，哪些是花鼓戏后期的作品，人们可从剧情中获得大概的了解，进而将其连贯起来，获知晚清时期上海风土人情的发展和生活习俗的变迁。

爱情与婚姻是花鼓戏的主要题材和内容。在现存56出“对子戏”中，该类剧目占2/3以上。当年最流行的“九计十三卖”共21出戏中，《卖红菱》《卖花带》《卖草囤》等以“卖”字冠名的13出“卖头戏”，几乎都为这一题材。比如《卖草囤》，叙说一位少女原与同村一位青年相恋，其父母迷信她命“犯克”，强送她进庵堂削发为尼。女子和情郎幽会，进而怀孕，产下一子，幸得老尼同意，将孩子放在庵中抚养。天气转冷，女子正为孩子座下没有草囤御寒而忧心，恰遇一个货郎经过。货郎进庵，见童车、童衣、玩具之类，顿生疑窦，屡屡出言试探。女子从容不迫，应答如流，使货郎无计可施，顺利买下了草囤。

《拗木香》《摘石榴》表现青年男女相遇后一见钟情；《磨豆腐》《小寡孀粜米》表现年轻寡妇冲破礼教，重新改嫁；《卖红菱》《拔兰花》则表现有情人在一方已经另嫁之后，力争改变现状，实现结合。除表现爱情、婚姻外，这些剧目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主人公几乎都处于社会底层，尽管地位低下，却都蔑视三纲五常，追求自由幸福，力争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甘忍受封建礼教的摆布。

花鼓戏虽然剧情简单、表演简陋，但其中一些作品无论是在人物刻画、矛盾冲突还是悬念设置上都颇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它们能流传至今的原因。在《十打谱》中，青年赵圣哥与心上人为摆脱包办婚姻，实现结合，设想出了打媒人、抢亲、私奔等九种具有可行性和创造力的方案。最绝的是最后一张“谱”——先是男孩出家做和尚，后是女孩削发当尼姑，以“双落发”摆脱家庭束缚，然后僧尼双双逃出寺院私奔。

在《小寡孀粜米》中，寡妇蒋素娥为了谋生，开了一家小米铺子，孤孤凄凄，总是希望有个男人帮助她、照顾她。有一次，青年王阿大上门买米，蒋素娥巧妙利用买卖过程，大胆试探，直至双方吐露心绪，终结连理。

在《庵堂相会》中，富家女金秀英不满父亲嫌贫爱富、企图赖婚，得知未婚夫陈宰庭落魄、栖身庵堂，毅然前往探望。二人途中巧遇，庵中相认，相约端午赠银，历尽波折，终成眷属。全剧将金秀英和陈宰庭的性格鲜明地勾勒出来，一个温柔善良、善解人意，一个质朴憨厚、方正倔强，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也是花鼓戏的重要题材和内容。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上海不但不能幸免，而且首当其冲。在淞沪城乡中，赌博恶习危害甚烈。《罗溪镇志》载：“聚众赌博，道光、咸丰间此风最盛。”于是，以此为题材和内容的花鼓戏剧目也就较多，如“对子戏”《借红纱》，演青年张阿福染上赌博恶习，输光钱财，无奈来到恋人小妹处，想借些衣物变卖翻本。冰雪聪明的小妹盘问原因，先是一一揭穿阿福的谎言和搪塞之词，后再耐心劝导阿福不要再赌。阿福既羞又愧，决心痛改前非。小妹十分高兴，将自己染纺的红纱借给阿福，作为做小生意的本钱。《借红纱》情节虽然简单，但人物个性鲜明、唱做生动活泼，更真实可信地折射出赌博对人的戕害、人们对于赌博的痛恨之情。

又如“同场戏”《朱小天》，从一位富家子弟因嗜赌而家道败落直至走向穷途末路的故事，揭示了当时赌博的危害。特别是当朱小天为翻本而典当家产时所唱的一段“十八押”，将一个赌徒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惟妙惟肖，使之成为花鼓戏的一出经典剧目。同类题材的经典剧目还有《陆雅臣》，演富豪人家的公子陆雅臣正值新婚，春风得意，不料交友不慎、染上赌习，很快把万贯家财输得一干二净，甚至在人贩子唆使下动起了卖妻翻本的念头。岳母无奈，只好出钱将女儿买回娘家。陆雅臣得了钱财，再赌又输。子夜时分回到家中，陆雅臣见人去房空，不禁悲从中来，悔恨不已。他自感无颜见人，便悬梁自尽。邻居蔡伯伯慨然相救，并带他去见岳母。陆雅臣声泪俱下，向岳母妻子恳切求情，终于得到妻子原谅，合家团圆。《陆雅臣》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悬念强烈。无论是陆雅臣及其妻子、岳母和妻妹，还是出场很少的人贩子、蔡伯伯，无不个性鲜明，生动可感，具有强烈的情感张力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针砭其他社会不良现象或陋习的花鼓戏经典剧目，还有《借黄糠》《阿必大》等。《借黄糠》讲的是因女儿、女婿忤逆不孝老人被迫投河自尽的悲剧故事。该剧对灭绝人性的不孝行为予以无情揭露和犀利谴责，后被称为“沪剧舞台上的《李尔王》”。《阿必大》则描绘童养媳受恶婆婆百般虐待的悲惨遭遇。与《借黄糠》不同，《阿必大》以喜剧形式演绎悲剧意蕴，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诙谐而又夸张，台词唱段质朴而又自然，使观众在忍俊不禁之余，感到悲凉而叹息。

花鼓戏的大量剧目，都是对当时上海乡镇风貌各个层面、各个侧面的直接反映。《女看灯》《徐阿增出灯》本是“同场戏”中的一折，因其对节日灯会这一传统风俗及热闹场面的生动描绘，经常被单独演出。“对子戏”《卖桃子》表现肩挑小贩和女顾客之间的巧妙对答，反映买、卖双方的心态和情趣。“对子戏”《剪刀口》演绎一对裁缝师徒去大户人家做衣服，全剧通过两人对话，揭示出两人对于手艺技巧和经营理念的不同理解，幽默诙谐，发人深省。这类小戏并不具备完整的矛盾冲突，并不拥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却能以短小精悍的故事、妙趣横生的表演，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上海人生活的影像。

综观花鼓戏经典剧目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发现其共性所在。

其一，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在封建意识浓重、礼教控制严酷的晚清时期，许多爱情题材的花鼓戏宣扬爱情婚姻自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具有难能可贵的自我觉醒意识。

其二，具有强烈的写实性色彩 沪剧从诞生之初起就直接展现现实、表现生活，走的是“说新闻、唱新闻”的写实主义路径，不少剧目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排演。如《陆雅臣》的主人公就有生活原型，其故事曾在青浦真实发生。这种写实性色彩得到长期坚持，对沪剧今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确立了沪剧的现实主义风格。

花鼓戏的经典剧目，为沪剧积累了一批最初的素材，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如今沪剧舞台的很多剧目，就是从花鼓戏的剧目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来的。比如《庵堂相会》一剧，其情节是从花鼓戏的两个“对子戏”《搀桥》《庙会》不断敷衍润饰而来；其人物是从金秀英、陈宰庭两个增加到金老相公、金老太太、红云丫头、俊兴书童和乡亲阿大、阿二等六七个角色，成为一台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同场戏”。剧目的不断增饰和丰富，既是沪剧艺术成长、成熟的缩影，又是沪剧观众增多的映照。

鲜活的生活现实、亲切的语言唱腔，使花鼓戏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花鼓戏的演出市场日益兴旺，剧目情节不断丰富，演员技艺也不断提升。关于花鼓戏的演出盛况，晚清文人余治在其《得一录》一书中写道，花鼓戏每到一地，“四方哄动，万众往视”,“高台演唱，男女纷来”,“约妯娌，会姊妹，带儿女，邀邻舍，成群结队，你拉我扯，都去看剧”,“做一日看一日，做一夜看一夜，全然不厌”。目不识丁的百姓如此，满腹经纶的文人也如此。晚清文人钱学伦在其《语新》一书写道：“初村夫妇观之，后城市中具知识者亦不嫌，甚至顶冠束带，俨然视之。”从中可见，花鼓戏不仅在浦江两岸的农村引起狂热追捧，且在市镇商埠站住了脚。

现实插上艺术的翅膀，戏剧鼓起生活的风帆，一片广阔的大好前程呈现在沪剧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