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波斯帝国的文明（大约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330年）

波斯帝国创造了国家高度组织化的最早典型——行省制。波斯帝国还在海洋上扩张自己的势力，并成为海上霸主。它不断地吸收各种东方文明，并将它们与帝国的生活相融合。

波斯人在进入巴比伦后发现，这是一座前所未有的伟大城市。尼布甲尼撒在两河之间修筑的巨大防御工事，以及在遥远的巴比伦平原上都能望见的华丽宫殿与神庙建筑，都让这座城市更加宏伟壮观。此外，巴比伦还是西亚的商贸中心与早期东方世界的最大市场。现在，波斯国王已经统治了尼罗河畔的那些伟大城市，我们之前已经看过那些巨型石碑了。很快，波斯人就会受到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文明带来的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这时，巴比伦繁盛商业区里的阿拉米商人使用的语言——阿拉米语已经成为整个肥沃新月的通用语言。各种商业文件都是用笔和墨水在莎草纸上用阿拉米语书写而成的。人们已经不再使用那种刻在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了。波斯官吏也要用阿拉米语来管理商贸和收税。阿拉米语已经在波斯帝国的西半部普及开来。即使远至尼罗河和小亚细亚，波斯官吏发送的官方文件也是用这种通行的商业语言写成的。

波斯国王同时采用了阿拉米语和古波斯语这两种语言。阿拉米字母还被大量运用在波斯的书面语中，就像罗马字母被运用在英语中一样。这时，波斯抄写员们可能受到了阿拉米字母的启发，他们发明了一套由39个楔形符号组成的新字母表，用来在黏土板上写波斯文。巨型纪念碑上就出现了这种文字（图124）。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波斯人终于在进入肥沃新月后开始用文字来书写他们的历史，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就是留存至今的早期波斯文献。

波斯帝国的领土从印度洋绵延至爱琴海（相当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距离），还包括从印度洋到黑海的沙漠。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与管理体系，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此前，没有一个统治者尝试过建立这样的体系，因此，单凭居鲁士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庞大的政治工程的。这个宏大的历史任务一直从居鲁士到大流士（公元前521年到公元前485年）才最终完成，大流士时代的波斯组织管理体系是古代东方，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伟大成就。虽然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仍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大流士的统治基本上保证了公平、慈善与理智。在大流士的统治体系中，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所有人都要服从于他。贝西斯敦的铭文上记录着大流士的一段话：“胡拉玛达神的慈悲在上，这些土地全部听命于我；我发出的命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们可以发现，个人集权式是这一统治体系的核心，这个史无前例的巨大帝国就是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来治理的，这成为后人们难忘的范例。

图124 大流士的胜利纪念碑——贝西斯敦悬崖上的亚洲“罗塞塔”石头

作为留存至今亚洲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座纪念碑让人印象深刻。纪念碑由浮雕（A）和三种铭文（B、C、D）四个部分组成。B是一块高12英尺的巨大铭文，它被分为几个纵列，上面记载的是发生于大流士即位典礼后的一场大规模叛乱，大流士击败了所有敌人，平息了这场叛乱。铭文是用波斯人发明的由39个字母组成的新楔形文字写成的。C和D是波斯语铭文（B）的巴比伦尼亚语译文，因此C和D的内容与B相同；只是铭文C是用上百个楔形符号组成的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D也是使用的楔形文字，但它使用的是苏撒地区的苏西安语。这座纪念碑上的铭文由东方最重要的三种语言写成，它公开向世人宣扬国王的辉煌战绩。这座纪念碑被国王安放在贝西斯敦悬崖上，悬崖高300英尺，上面可以俯瞰主要大道。在巴比伦和普拉提亚之间往来的商旅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块25英尺高、50英尺宽的纪念碑。这样的高度是很危险的，但亨利·罗林森爵士不顾生命危险，攀上悬崖将纪念碑上的三种楔形铭文全部复制了下来（1835年至1847年）。通过复制下来的铭文，罗林森爵士成功破译了古巴比伦尼亚的楔形文字。现代历史学家们通过这座雄伟的纪念碑再现了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已经失传的语言和历史。这座纪念碑对西亚的历史意义就如同罗塞塔石头对埃及的历史意义一样重要。

大流士没有新的征服计划，他希望努力维持并发展自己的帝国，让自己成为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国王。他把帝国的征服地划分成为20个“行省”，行省的最高长官是总督，总督由波斯君主——国王直接任命。这类似于迦勒底、亚述和埃及的统治体系，但波斯帝国进一步完善了这种体系。波斯帝国是最早用划分行省的方式来实现国家高度组织化的，这种体制被称为行省制。各个行省要按时纳贡并为国王的军队提供兵源，除此之外，各行省享有高度的地方事务自治权。国王还直接派官吏到各个行省，以监督和预防行省总督或人民发动反抗波斯政府统治的叛乱。人们按照古老的埃及风俗将这些官吏们称为“国王的耳朵”或“国王的眼睛”。这些官员们要及时向国王汇报各个行省内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些制度都建立在亚述帝国统治体制的基础之上。

帝国将农业用地划分成了一个个的大领地，有权势的贵族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享有这些大土地，而小土地的所有者很少。土地上的大部分产物都要用来向帝国纳贡。用实物纳贡是东方自古以来的传统；而在西方，那里主要居住着吕底亚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移民，他们在公元前600年前一直在使用金属铸币，因此他们就用金属铸币来纳贡。包括埃及、巴比伦尼亚和波斯在内的东部地区各国直到很久以后才采用这种更为便利的方式。大流士自己也开始铸造金币，他还允许各行省的总督们铸造银币，这两种货币的比率是13∶1，即金币的价值是银币的13倍。于是，东方终于引进了国家发行金属货币的方式，它将带来巨大的商业便利。

大流士不愧为有大智慧的政治家，他预见了海洋的重要性并努力将波斯向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身处内陆腹地，与海洋之间隔着一片大沙漠的民族而言，控制海洋不是易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流士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这些努力大概可以与德国皇帝创建强大的海军所做出的努力相媲美。大流士与威廉皇帝不同，他只能雇佣外国的水手。大流士曾经雇佣了一个名叫西拉克斯的地中海水手，西拉克斯非常善于航行，他先被大流士派去考察通往印度河的航线，然后又接到命令沿着亚洲海岸从印度河出海口向西航行到苏伊士地峡。西拉克斯是迄今发现的首位沿着亚洲南海岸航行的西方水手，而当时（大约公元前500年），亚洲南海岸还很少有人知晓。

大流士还疏通了淤塞已久的古埃及运河，使这条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再度畅通起来。大流士建立的巨大石碑的碎片就曾出现在这条古老的航线上，我们在这些碎片上可以看到关于大流士修复运河的描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条连接埃及的尼罗河与波斯湾延展出来的大海（红海）的运河是我下令开凿的，现在，如我所愿，船只可以从埃及经由运河航行到波斯。”此外，大流士还希望波斯的南方海岸参与到当时印度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商业贸易中去，但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当时的波斯，小土地所有者非常少，自然也不会有积极进取的小商人，于是商业贸易也就缺少最有力的推动者。

图125 位于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居鲁士墓

这是波斯最古老的建筑，可能是由居鲁士主持修建的。柱廊环绕在主建筑的周围，这幅图的左侧是这些柱廊的遗迹。当亚历山大大帝来这里参观时，居鲁士已经在这里葬了两百多年了。当时，墓穴中的皇家陪葬品已经被洗劫一空，亚历山大下令把居鲁士的遗骨放回原处，并将墓室封闭了起来。现在，这座居鲁士墓里已经空无一物了。

不同于亚述人的残暴统治，大流士对腓尼基人的城市采用的是相对仁慈的政策，他也因此成功创建了一支强大的腓尼基舰队。就是依靠这支舰队，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才能在地中海地区发动战争与运输物资。厉害的波斯国王取得了亚述帝王们未能取得的辉煌功绩，在他的带领下，波斯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

图126 位于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的大门和阶梯

波斯王宫的入口就是这幅图中的巨大平台，它的高度相当于美国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宏伟的宫殿原来就建在平台的上面，平台的外侧就是皇城。

波斯帝国的境内遍布着大路网，帝国依靠大路网来维持交通，这些大路对波斯帝国的作用就像如今铁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作用一样，只是规模有所不同。在大路网的基础上，波斯帝国还建立了比亚述帝国更为完善的邮政系统。那时，把苏撒的商品运往爱琴海所需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现在环绕世界一周的时间一样长，但是那时的邮政使者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传递着商品和信件。这些大路的作用还可以通过一个事例来说明，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家禽——鸡，在当时的地中海还非常陌生，人们根本没听过这种东西。直到波斯人通过这些大路把鸡从它的故乡印度运到爱琴海后，欧洲人才开始了解并饲养这种家禽。此外，大流士还引进了埃及历法，按照这种历法，每年有12个月，每个月有30天。5个世纪之后，这种历法被尤利乌斯·恺撒引进了罗马。被征服民族的科学引起了大流士的浓厚兴趣，他在埃及创建了一所医校，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医校，同时也是最早的专科学校。

波斯君王主要居住在苏撒古城埃兰，这座古城坐落在扎格罗斯山区中，它也是波斯的首都。巴比伦尼亚平原气候温暖，于是，在每年的寒冷季节，波斯君主会迁到巴比伦城中，居住在以前的迦勒底王宫中。早期的波斯国王们始终坚持在自己的故乡居住，居鲁士曾经在帕萨尔加德附近建立宫殿，而他正是在这里将米底人击退的；大流士也曾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一座豪华宫殿，距居鲁士王宫大约40英里。这些建筑的废墟旁就坐落着居鲁士、大流士和薛西斯等波斯皇帝的陵墓，它们静静地矗立在旁，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图127）。

图127 早期的波斯国王陵墓

在居鲁士和冈比希斯过后，自大流士开始的历代波斯国王都在这个悬崖上为自己开掘墓穴。这里距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大约为6英里。波斯最早的六位国王中，已经有五位的陵墓被发现。他们分别是大流士一世（左起第三个）、薛西斯（最远处的一个）、大流士二世（左起第一个）和阿塔薛西斯一世（左起第二个）的陵墓。埃及的征服者——国王冈比希斯的墓穴至今还未发现。而阿契美尼德世系（大流士世系）的最后三位国王的墓穴被开凿在波斯波利斯王宫后面的山崖上。他们分别是阿塔薛西斯二世、阿塔薛西斯三世和大流士三世。国王在祭火坛前向胡拉玛达神祈祷的像被雕在每个墓前的柱廊上。与居鲁士的墓一样，这些陵墓也早已被洗劫一空，墓里只留下了曾经埋葬过大流士、薛西斯等国王及其家人的大石棺。

波斯的建筑师们不断地向被帝国征服的东方古老民族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许多不同的艺术形式融合起来。他们模仿巴比伦尼亚的样式建立了波斯宫殿下面的巨型平台；他们还从亚述和西方学来了装饰在宫殿大门上的双翼公牛；王宫正面和宽敞的大厅中的柱廊（亚洲最早的柱廊）是从两千多年前的尼罗河畔借鉴而来的；王宫门口的门楣虽然可以看作是亚洲式的拱门，但它仍然是源于埃及的设计；镶嵌在宫殿墙壁上的绚丽瓷砖也是从尼罗河经由亚述和西方才传到波斯的。波斯的建筑师们用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装饰自己的帝国，并将其融入了帝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