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成长隧道(7)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当了助手。还好，孕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她丈夫高兴得不得了，一再说到站了要请我们吃饭。
之后，我还和列车员一起成功制服了一个突然发作的精神病人。那个病人把钱拿出来撒了一地，我们悉数收好。后来清点，一分不差。
天亮了，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九点多钟，列车员摇醒我。我以为有了情况，列车员却说，昨晚是一场虚惊，那几个罪犯坐了另一趟列车，已经被缉拿归案了。然后，他叫我跟他去一趟列车长办公室。
列车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小伙子。”
我有些遗憾，我说：“没有抓到坏人。”
列车长笑笑，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你愿不愿留在我们列车上工作？”
我一怔，说：“我行吗？”
“当——然——行！”列车长拍拍我的肩膀，“你已经通过了测试。”
列车员告诉我，全车只有我自始至终配合了他们。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列车员伸出手来，和我击了一掌，说：“以后，我们就是搭档了。”
我既高兴又激动。车到站了，我和阿魏告别。阿魏流泪了，可怜巴巴的。阿魏说：“华哥，有什么机会，别忘了我呀。啊？”
夏天进行曲
天热得冒烟。这段时间公司的生意好极了，一天可以卖出十台空调。当然，这也苦了大钟他们这帮安装工人，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在城里奔来跑去。大钟和马师傅两人一组，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准时出发。大钟买了个二手的摩托车，那辆摩托车就载着他俩在大街小巷里弯来拐去，有时候一个地址都要找上半天。没办法，螺洲太大了，加上这几年发展快，别说外地人，就是老螺洲，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哩。
糟糕的是，现在很多路段禁了摩，大钟他们不得不绕着道走。有次，大钟走在了禁摩的那条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警察敬个礼，开了罚款单。钱是俩人平摊的，就这样，他们两天的收入就打了水漂。
热，大钟心头也冒着烟，但你又能怎样呢？还能搬起石头打天？
“以前，他们说城里的东西贵，我还不信。”中午吃盒饭的时候，马师傅说，“没想到，警察敬个礼都二百块。”说着，他们又笑起来，互相开着玩笑骂了对方一通。他俩都是湖南来的，老乡，没有沟通障碍，骂起人来也那么畅快。
真热呀，这狗日的天。一天下来，大钟他们汗都没干过。不过，他们乐意天再热点。天热，空调才好卖；空调卖出去，他们才有活干；有活干，他们才有更多的提成。不管怎样，钱都是讨人喜欢的。
按公司规定，空调安装是全免费的。但是，大钟他们总能找出点由头，让客户再掏点钱。当然数额都不大，十块二十块的。由头是很好找的，比如墙孔是实心的水泥呀，玻璃上要另外开孔呀，等等。这些，都超出了免费服务的范围。他们手一摊说，这很难搞，你最好另外叫人。客户当然不愿另找麻烦了，钱嘛，好说。有时，没由头可找，他们就说，路不熟，为了赶时间，他们是打的来的，给一点车费好不好。一般来说，客户都很爽快。这么大个的空调都买回来了，谁会计较这一点小钱呢？何况，你看他们汗流浃背的，忍心吗？
也有计较的。有回，是个女的。那女的其实很有钱，穿金戴银。女的说：“扯淡，你打的来关我屁事呀？你坐飞机来都可以。”结果，大钟和马师傅灰溜溜地走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人家是上帝。上帝要是恼了，举报了他们，他们的饭碗就丢了。明显，自己理屈哩。
他们这一行绝对是危险作业。要在外墙上打孔，装支架。末了，还得把笨重的主机移出去，固定。很多时候，人在外墙上悬着，脚找不到支点，就那么晃晃悠悠的，让旁人捏着一把汗。但他们习惯了，不怕。有一回，十三楼，主人是个戴眼镜的先生，“眼镜”先生当时吓得眼镜都要掉下来了。“眼镜”先生很大方，没让他们开口，一人封了个红包。出门打开来看，每人五十块。
夏末的时候，马师傅开始拉起了肚子，拉得很厉害。马师傅先在医院输了三天液，千把块钱就哗啦啦地出去了。后来，马师傅说什么也不去医院了，就在诊所买药吃，结果拖了很久。马师傅拉垮了，好生生一个人，拉得黄皮寡瘦的，没有一点力气了。后来，公司打发马师傅回了老家，重新给大钟配了一个助手。
转眼到了秋天，下过两场雨，天气就凉了下来。这样，大钟的活儿就少了。大钟算了算，一个夏天下来，除去吃用，存了近三千块钱，大钟心头那个高兴是没法说的了。大钟想，今年年底，一定得回去看一看老婆儿子。出来一年多了，还没有回去过哩。大钟和老婆商量过了，年后，把儿子放在屋里，老人看着，两个人一起出来打工。老婆说，有了钱，我们就不回去了，把儿子也接过来，就在城里读书。长大了，儿子就是城里人了，多好。
大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是有点不敢想。挣点钱不易呀，你看马师傅，就拉了回肚子，什么都没了。人啊，有时候真是太脆弱了。
当，这些话他不能跟老婆说，他不能让老婆觉得跟着他没希望。他跟老婆说的是，那当然，肯定的。
幸福的蒲公英
蒲公英每天都会出现在医院门口。蒲公英出现的时候，常常就会有人说，看，那个傻女人来了。
蒲公英是一个傻女人，但她自己并不知道。五岁那年，蒲公英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傻了。傻了的蒲公英晃晃悠悠地长大了，长成了一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
蒲公英手巧，她的手不像是一个傻女人的手。每天，蒲公英的胳膊上都挎着一个竹篮，竹篮里装满她的手工品——或者，干脆叫它们工艺品吧。那是蒲公英用竹篾编织的小玩意儿，鱼、蜻蜓、大公鸡，各种各样，朴拙，逼真。没有人知道蒲公英从哪里学来的这门手艺，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傻子怎能长出这么巧的一双手。
蒲公英的工艺品都是晚上编的，天亮了，她就拿到医院门口卖。价钱很便宜，一块两块，最贵的也只要五块。那些孩子们很喜欢，他们的心很容易就被快乐填满了。
蒲公英也很快乐，蒲公英的脸上随时挂着笑容。当然，在别人看来，全是傻笑。知道的人都说，蒲公英家里有一个瘫痪在床的丈夫，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蒲公英，是个苦命的女人啊。但是，蒲公英是个傻子，她不知道这些。蒲公英的脸上除了傻笑，还是傻笑。
每天，蒲公英卖完她的工艺品，就在医院门口翻捡那些垃圾桶。那些脏兮兮的垃圾桶。成群结队的苍蝇在她手下飞舞，有的还站在她的头上肩上，像歌星一样摇头摆脑地唱歌。有时，蒲公英还捡地上的烟头，把没有燃完的烟头含在嘴里，心满意足地吸上两口。
蒲公英的家在西门桥头，是一个破旧的土屋。雨天漏水，但晴天阳光明媚。蒲公英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书。一男一女，都系着红领巾哩。人们偶尔见到她的丈夫，天气好的时候，他半躺在门前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嘴里吆喝着没人听得懂的民歌，一边用刀剥弄那些篾条。这是粗活，是属于男人的活。蒲公英的屋前满是竹篾的幽香和中药的苦香。从春天到秋天，蒲公英的门前还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菜花。
蒲公英一家的生活全部来自她那双手。那双手爬满了丝丝缕缕的血印，那是长年摆弄篾条留下的伤痕。过年过节，蒲公英还会在篾条上染上红色蓝色紫色，然后把彩色的篾条编织进去，编出各种花纹来，编出吉祥如意的字样来。
蒲公英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有时候每天可以多挣十块二十块钱哩。蒲公英脸上的傻笑就更傻了。冬天，蒲公英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但她的脸上还是漾满傻笑。但是，有一段时间，蒲公英脸上的傻笑突然没有了。那段时间，一只受伤的鸟落在了蒲公英的土屋里。那只鸟不知遭遇了怎样的祸殃，它的左腿断了。它伤心地鸣叫，眼睛里蓄满绝望。蒲公英收留了那只鸟，她把鸟带到医院，希望医生能救救它。但是，医生轻描淡写地就把她打发了。后来，蒲公英在医院的垃圾桶里找到了纱布，小心翼翼地缠住了那只鸟的伤腿。
后来，那只鸟还是死了。
蒲公英的脸上黯淡了好久。好久之后，傻笑才重新回到她那张日渐苍老的脸上。
医院的旧楼拆了，盖了新楼。医院的新楼很漂亮，蒲公英很高兴，那栋楼是她亲眼看着建起来的。不过，医院再也不让蒲公英站在那个门口了，显然，他们认为蒲公英影响了医院的形象。一个保安看见她过来，就气势汹汹地瞪着她。蒲公英很怕那种眼神，那种眼神让她感到寒冷。蒲公英只好走远一点儿，走到拐角的那边去。
有一天，人们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蒲公英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这是真的。
从那以后，蒲公英笑得更傻了，时常从嘴角挂下一缕口水来。蒲公英的女儿也学会了手工，每天跟着她出外叫卖。蒲公英女儿编得小玩意儿比蒲公英编的更好看更精巧，越来越像是真正的工艺品了。蒲公英的女儿不像蒲公英那样傻笑，她时常沉思着，眉宇间凝结着忧愁。有一次，我在她那里买了两个工艺品，一个是小白兔，还有一个也是小白兔。我问她：“你多大了？”
“十五。”她说。
“你为什么不读书呢？”
“我要挣钱，我要供哥哥读大学。”她低下头去，“我还要给爸爸妈妈治病。”
看她满脸稚气，我心里像被小白兔撞了一下，又撞了一下。
遭遇小偷
那次，我去一个叫民京的小县城出差。进站上了中巴车，离开车还有十来分钟，我就买了份报纸看起来。不一会儿，我旁边来了一个人，他没有坐，而是弓着身子不停地和窗外打招呼，好像还有人在帮他往车顶上货。因为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被他挤压得有些不舒服，我搡了他一下，他连说几声“对不起”，一脸的农民相，我就又低头看。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车的，反正直到开车，他没有再上来。车走了几步之后，后面有人轻轻拍了拍我肩膀。回头，看见一个大个子，他问我：“你丢了钱没有？”
我疑惑地望望他，还有他旁边的小不头，显然他俩是一起的。车上总共只坐了七八个人，我当然得留个心眼，我赶紧摇摇头说：“我身上没有钱。”
这时，前面售票的小姐也走过来，对我说：“刚才在你旁边挤的那个家伙是小偷。”
我低头一看，呆了：我的衣服口袋被划了一条大口子，里面的皮夹子不翼而飞。
我忙喊停车，司机刹了一脚，说：“人早跑了，你下去也没用。”
我气愤地责问他们：“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司机说：“谁敢哪？他们有一伙人，都是亡命之徒。”
售票小姐也说：“是呀，我们每天跑这条线的，谁不怕这些坏人呢？”
我后面的大个子还算有点血气，他说：“我本来咳了两声的，可惜你没听出来。”说完，又埋怨一句，“你的警惕性也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