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太宗离世，真宗即位
恩威并用，党项叛服
当宋朝与契丹打得焦头烂额、胜负难分的时候，边境却传来了喜讯，不过这喜讯可不是来自契丹，而是来自西北另一民族——党项。
满城之战刚刚胜利时，党项人来到开封府。自唐末，党项族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线中，但是此时他们万里迢迢从宋朝的西北边疆来到开封俯首称臣，给太宗皇帝带来了大喜讯。他们此次到来把自己世代居住的祖居之地——富饶的河套平原，献给了大宋。
党项的历史悠长，关于其起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于鲜卑，一说出自羌族。若以羌族为源头，他们的先祖从南北朝末期就被载入史册，最早居住在黄河河曲一带，到了北宋初，党项人已经在河套平原生活了200多年，那里有广袤的牧场，无数的牛羊，出产的战马名闻四方，此地和汉地交界，胡汉两种生活方式并存。党项的农耕也非常发达，在党项和宋交界的地方，一望无际的是党项人的粮仓。
如此丰硕肥沃之地主动送上门来，仔细衡量，便可发现这些地方直接威胁到了关中平原，也就是当年太祖皇帝想要迁都的所在地。分析党项人的地理位置就能发现，东边是宋朝，东北面临契丹，西邻西域大国高昌，西南方则是高原上的吐蕃。四面都是虎视眈眈。
面对如此重要的地利，太宗当下就表示接受，亲自召见了党项族首领李继捧，赐予他重赏——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封李继捧为彰德节度使。此外太宗还派遣使者前往绥州，召见绥州刺史李克宪，封赏他为单州刺史。太宗的各项措施都表明他要将在夏州割据300年的李氏政权和平收归大宋。
然而，宋太宗没有调解夏州统治者内部矛盾，而是直接取消了夏州地方政权，这种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它违背了宋太祖制定的有关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允许世袭。按照太祖之意，大宋应允许党项族在自己的家乡自主生活。
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并没有背叛或者侵害宋朝的地方，甚至连失礼冒犯都没有。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李继捧前来献地，并非真情实意，他采用两面手法，一面来献地归宋，另一面勾结李继迁反对大宋。太宗一时被自以为唾手可得的好处冲昏头脑，没有仔细思量，不辨真假，就贸然采取行动取消其统治，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太宗也不是无知之人，他深知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所以他为接管夏州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力争和平收归，如果遇到反抗立即武力解决。李继捧入朝之后，他诏令李克文组织傀儡政府主持政事，同时命令尹宪手握重兵进驻夏州，监督政权交接事宜。
党项内部，李继迁觉得李克文奏请朝廷让李继捧入朝不妥，于是找李克文商议，但两人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不欢而散。李继迁感觉在夏州处处掣肘，一怒之下，率领家族旧部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银州。在那里他的先祖曾四代苦心经营，如果遇到不测，可以有所凭借。而刚到银州，宋廷的诏使就到了，还有大批宋军，奉命护送李氏一族赴京。银州李氏各大部落都被监视，此时，李继迁才发现，五州之地已经被李继捧悉数献给了宋朝。
在宋朝的军事震慑和李克文的再三催促下，李氏宗族在宋军的护送下开始向京城行进。这次的地方豪酋共计二百七十余人，随迁部族约五万余帐。太宗因李继捧献地有功而封他为彰德军节度使，李克文则上任澧州刺史，李克宪是单州刺史，还对李继捧的亲族等十二人予以加封。太宗为如此顺利的收归夏州感到陶醉，他认为大家都认为强悍难以驯服的人都因为畏惧他的威名而归顺于宋了。
但是彻底收复已经有三百年统治历史的宗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李继迁对将所有李氏宗族迁入京城的做法就非常不满，他请来了自己的几个兄弟还有汉人张浦商议对策。张浦本是读书人，足智多谋，因为躲避中原战乱避居银州。李继迁素爱惜人才，曾经多次礼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李继迁告诉了大家基本情况，他说：“我们祖宗在此居住三百余年，父兄子弟都是州郡长官，雄霸一方，如今朝廷一纸调令就将我们都迁入京城，祖宗基业不保，我们生死难料，这该怎么办？”
他弟弟李继冲说：“我们不能离开此地，就如同鱼不能离水，如今不妨趁着夏州没有防备，杀死诏使，占据绥、银二州，然后自立门户。”张浦却不同意。他认为目前人心涣散，蕃部都在观望，李克文是兼知州事，尹宪又屯重兵，一旦起事，大兵压境。银州兵马多年不曾操练，根本无法抵御宋兵。现在要先避走漠北，联络各豪酋，然后再伺机卷土重来。李氏兄弟觉得张浦言之有理，就采纳了张浦的意见。
于是，李继迁就向外散播口风，诈称自己的奶妈去世，需要安葬于郊外，然后将兵器藏于丧车之中，带领家族众人佯装送殡队伍，混出银州城。然后，直奔距离夏州三百余里的地斤泽。至此，李继迁以光复祖业为号，开始了抗宋自立之路。
公元985年，李继迁和李继冲来到党项银州城下，向大宋西北军团主帅曹光实投降。曹光实心中大喜，答应了李继迁的投降，亲自率领一百多骑兵，由李氏兄弟做先导，到葭芦川接收投降残卒。但是，曹光实没有料到的是李继迁只是诈降，结果曹光实和他的百余名骑兵在途中受到攻击，全部阵亡。失去首领的银州很快陷落，李继迁接着迅速攻破会州，将当地城池付之一炬。党项形势彻底逆转。
大宋迅速起兵，王侁率军出征，在银州城北将李继迁打败，并斩获其将士五千余人，战败的李继迁走投无路，逃入茫茫戈壁。历史证明，宋太宗当初由于贪图利益的措施，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党项族内富有野心的豪酋纷纷叛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而自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场由李继迁领导的历时长久的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争斗已经开始。此时，宋朝君臣还在弹冠相庆，认为李继迁已完全不再是宋朝的威胁。太宗所听见的也只是群臣对自己恩威并施的赞扬，他认为大宋国的威信已经进一步增强。
雍熙北伐
在太宗偃旗息鼓，准备对辽国下一轮的进攻之时，辽国皇室内出现了一件丑闻：临朝听政的皇太后萧绰与南枢密院使、总知宿卫事的重臣韩德让制造了风流韵事。
辽国乾享四年（982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病逝，传位于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是为辽圣宗。由于圣宗年纪幼小，便由皇太后萧绰正式临朝执政，被尊为“承天皇太后”。辽景宗死的时候，萧太后只有29岁，耐不住独守空房的寂寞。朝中大臣、官宦世家出身的韩德让在年轻的时候与萧太后青梅竹马，当时由于萧绰被迫嫁入皇宫才劳燕分飞。如今萧绰守寡，于是两人旧情重续。
于是，宋朝异想天开的认为辽朝一定内政荒废，正可借机收复幽州。
公元986年的阴历正月，宋朝边关守将贺令图、贺怀浦、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等人相继上奏太宗，请求攻打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
太宗也认为收复燕云的时机已到，便于大宋雍熙三年（986年），以萧太后和韩德让败坏风俗为借口，再一次大举北伐，亲率东路军从雄州挥戈直指辽国南京。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北伐，大军兵分三路。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直奔辽国西京大同；中路军主帅田重进，行军诡异，策应东西两路人马，从中穿插；东路军由曹彬率领，开始行军顺利，连续攻克新城、固安，四月已经围住涿州，但辽军坚守，不能迅速攻克，雪上加霜的是，供给被辽军切断，只好退避雄州。
太宗接到消息之后极为震惊，立即传下诏令，命令曹彬暂缓进攻，等到西路的潘美胜利之后，同中路军田重进东移，合力攻击涿州。
曹彬掌管北伐东路军，他的任务主要是佯攻，也极为关键，用他来稳住辽军主力，给其他两路人马创造进攻的最佳机遇，他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战局。太宗也曾一再叮嘱他，不得贪利，需要缓慢行进。就怕他急功近利，造成战局被动。
可是曹彬在诸将的劝说之下，没能坚持住原则，竟以疲惫之军主动攻击辽军，辽军以逸待劳，在歧沟将曹彬一部全面击溃。
曹彬主力部队一败，东路军很快全面崩溃，十万大军一路溃败，中路军闻此消息，也不战而溃，只有西路军战果累累，收复朔、寰、云、应四州，直抵桑乾河。歧沟一战，宋军死伤数万，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师。
歧沟一战失败，中、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孤军深入的进攻就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太宗还没有来得及下令让西路军放弃所攻占城池，撤军返回，辽国的十万精兵已经全力向西路军占领的寰州集结。
遇此情况，太宗只好命令西路军护送四州百姓马上迁回代州。
当西路军撤到朔州南部雁门关附近的狼牙村时，辽兵已攻陷寰州。此时，杨业与王侁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杨业认为不可与敌军交战，而监军王侁和刘文裕却急于应战。杨业向潘美建言，绕道而行，避其精锐，在途中布下埋伏，保证宋军和百姓都能安全撤回宋境内。王侁却讥笑杨业胆小，发誓要从雁门关北川大路进军，直接迎敌。杨业认为如果这么做，宋军将必败无疑。
王侁对此既敌视而且轻蔑，毫不留情的讽刺杨业：“你既然是无敌将军，又领兵数万，现在却只想逃跑，难道是要投敌？”
杨业对王侁的话愤恨难抑，关乎生命荣誉，若不出战，会被人疑为想要投敌叛变。于是，虽然知道出战必死的杨业答应了出战，临行前，他告诉潘美，自己是个降将，本早就该死了，但是皇上让他统兵出战，他必以死相报。这次出击必败无疑。他让潘美在陈家谷两侧埋伏弓箭手，如果他没有前来接应，就意味着全军覆没。
潘美当场答应。杨业立即行动，率兵北上，主动进攻耶律斜轸。潘美等人在陈家谷口率兵接应，但是从当天凌晨到上午，杨业及其军队始终不见踪影。所有将士都希望发生奇迹，“无敌将军”杨业能够凯旋。而潘美等人则以为“契丹败走，即领兵离（陈家）谷口”。
而事实却是那支知道必败无疑，只求表忠心，一路向北的军队在深入敌境后一路败退，已经无力撤回援军周围。当时辽国大将耶律斜轸佯装败退，将杨业引到狼牙村，然后伏兵四起，包围了杨业。杨业率部下浴血奋战，直到坚持不住，才边战边退，将耶律斜轸引向陈家谷。从凌晨到正午，到达陈家谷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全军人困马乏，却没有遇到援军。
杨业和剩下的百余名将士死战，儿子杨延玉战死，岳州刺史王贵战死，将士们无一生还。杨业孤军奋战，身中数十处伤，手刃辽军数百，最终因重伤被擒。被擒获的杨业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亡。但是，杨业死后，太宗听信谗言，给杨家的抚恤非常微薄。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太宗得知杨业绝食三日，壮烈殉国，赞扬他“诚坚金石，气傲风云”，追赠他为太尉，大同节度使，杨业的儿子们都被升迁。潘美削官三级，王侁被革职，永不叙用。
公元986年的阴历七月，宋军陆续撤回境内，北伐以三路大军惨败告终。宋军损失惨重，北伐的意向就此泯灭，北宋上下丧失了和辽军作战的勇气。宋朝倘若就此安定下来，或许对一个立国不久的帝国或者太宗皇帝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对统一大业和国家前途却是后患无穷。
雍熙四年四月初七，太宗还想发兵攻打辽国，但是朝廷众臣纷纷劝阻。最后，殿中侍御史赵孚上奏“内修战备，外许欢盟”，建议整顿内部战备，增强军事力量，防范外敌入侵，待到时机成熟再向外发展，可以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保边疆平定。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不过太宗所做的内修战备在后来看起来，不过是“守”，从此，宋朝对外政策由攻变为守。
王小波起义，李继迁投降
太宗对外政策转向了以守为主，对内则以文治国。至于太宗自己则大兴土木，开始信仰宗教，请求神灵的庇佑，求得心灵的解脱。太宗开始手不释卷，经常阅读《道德经》和《庄子》等书目，还特别关心宗教事业的发展，不停地修建道观和佛寺，使其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宗教是心灵的归宿，太宗信仰宗教大概也源于此。他饱受箭伤的折磨，历经沧桑，身为帝王又背负着常人难以了解的心灵隐秘，所以，太宗祈求神明保佑，祈求国泰民安。但是，天不遂人愿，元僖死后两个月，西南的农民起义席卷两川。
四川一直是“天府之国”，但自唐末五代以来，却为封建割据势力所把持，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北宋建国之后，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受剥削的程度反而日益严重。政府迫令四川百姓将精美丝织品卖给官府，剥夺了很多农民的副业。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大量失业。
绝望的生存环境之下，公元993年的阴历五月，青城县人王小波揭竿而起。他迅速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率领的农民军先攻克青县，后攻克彭县，但是在攻打江源县时，他不幸身亡。起义队伍迅速拥立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推行均贫富的口号。李顺号令明确，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当地的土豪大绅集合起来，将其财产登记造册，留下供他们使用的财产之后，将其他的悉数分给穷苦人。李顺率领着农民军攻克蜀、邛两州，队伍激增到数十万人。
在李顺的带领下，部队向东行进，从西南和西北两放进攻成都，所到州县都开门迎接，994年的阴历正月，农民军攻下汉州、彭州。在五月十六日又拿下成都。起义军为了更好的发展，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改号“应运”，铸造了“应运元宝”和“应运通宝”作为货币。
农民政权控制了北到绵州、南至巫峡的大部分地区。大蜀政权建立之后，李顺指挥军队四处攻打州县，宋朝官兵慌忙逃窜，地主豪绅，人人自危。农民军已经发展到数百万人。
北宋政权对如此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感到万分惶恐，太宗派王继恩统帅中央禁军镇压，不久城破。
一直节节胜利的农民军轻易地被王继恩打败，是因为农民军的队伍战斗力下降，还是因为王继恩的队伍锐不可当？
原因是起义军内部军心涣散，宋朝派往四川平定叛乱的军队不是一流的精兵，真正的精兵已经在王继恩出发的时候出征党项了。
党项人是宋朝的心腹大患。每次交战北宋都无法将其完全消灭，每次战后党项都可以继续发展壮大。如此发展下去，西夏会把北宋拖垮。
北宋在当时已经很富庶繁荣。西夏却出产单一，当时的西夏，只有骏马和青盐。而宋朝的一纸法令，就断了西夏的生计。宋朝突然停止了对青盐的采购，西夏的上好青盐在瞬间变成了废物。宋朝的丝绸和米面、药材、茶叶，却是西夏不可或缺的。贸易逆差无法逆转，为了继续生存李继迁就号召西夏人去宋朝的边境抢劫，他们收获丰厚，但是死伤也非常惨重。
为抢劫宋朝百姓财产而团结在李继迁周围的党项人开始四分五裂时，宋朝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于是马上改变了政策，继续向西夏采购青盐，原本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抢劫的西夏人就各自回家做青盐买卖去了。
这就破坏了李继迁的计划，一计不成，李继迁又生出一计。他决定进攻北宋，先以灵州为突破口。
灵州地理位置险要，它的南面是宋朝，西边是河西走廊的回鹘，西南方是吐蕃族的各部，北边就是党项人。它就如同一个关隘，连接着四方，各个都是危险角色，立即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均衡的局面就会被打破。而且此时出战，恰巧碰上宋朝王小波农民起义，良机难再寻，于是李继迁出兵。
当年三月，为击溃西夏李继迁，李继隆几乎同时和王继恩从开封城出征。西南、西北同时开战，国内兵力空虚，太宗心内亦空虚，因为此时，他不得不考虑到另一虎视眈眈的力量——辽国。如果辽国乘虚而入，宋朝哪有兵力抵抗？太宗越想越慌乱，挣扎着是否要去议和，而议和，这无疑是对太宗对宋朝的侮辱……
令人意外的是，李继迁在银州城投降。
因为宋朝的援军正源源不断地进入西夏，而李继迁的部队则会伤亡惨重。又无援兵，自然必败。但李继迁显然也看透了这一点，而且聪明如他居然有胆识放弃整个城。宋朝于是下令把夏州城拆毁了。
及至宋淳化五年（994年）七月，李继迁让自己的亲弟弟李延信前往开封进贡，并且正式谢罪。为了表示诚意，他自称为“赵保吉”，意思是，他仍是大宋朝的子民。太宗皇帝给李继迁的回复诏书中也用了赵保吉，这相当于认可了李继迁的认罪。
于是，这次战争就这样无疾而终，宋朝算不上胜利，因为没有抓住李继迁，而且也没有改变李继迁在党项人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李继迁与辽国、大宋的关系：却也算不上失败，毕竟把李继迁的老巢毁了。
西北战场就这样收场，而西南呢？
李顺政权失败，农民军在眉州作战的将领张余继续转战四川各地，继续攻克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顺江而下，又迅速发展到拥有十万多人的队伍。到了公元996年五月，各地起义军陆续被宋军镇压，四川农民起义宣告彻底失败。此为后话，在当年的九月份，宋朝的战况是紧急而焦虑的，西南、西北两面作战，威胁仍不能消除。
太宗立太子
公元996年的八九月份，太宗两次派人去辽国求和。辽国都没有答应，理由是宋朝没有递交正式的求和国书。太宗也没有其他表示，这件事无疾而终。
这是宋朝意向上的和平建议，已经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但是宋朝君臣并未因此有胜利的喜悦，反倒生出无尽的耻辱感。因为大宋自建立以来，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不断对辽国进行强硬打压。汉人以强硬之势疯狂进攻，并不断取得胜利，甚至曾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如今，这些愿望都不能实现了。宋朝已经明显衰弱，至少从兵力上说，被大大地削弱了。
当年九月，太宗把寇准从青州召回，在宫中掀起了自己的裤腿，让寇准看自己的伤。太宗这么做的目的是告诉寇准，也许自己时日无多，希望他归朝帮助自己稳定朝局。
寇准少年得志，性格强悍，注定了他起伏跌宕的命运。他素来以直谏闻名，史料记载，寇准在大殿中上奏，皇帝震怒而站起来，他居然拉着皇帝的黄袍，硬要他坐下，继续上奏完事情才算结束。王夫之也曾感慨，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只不过是一个侍从的人却能够不畏惧天子震怒，这种勇气可以和魏征相媲美。
一年春天大旱。太宗向群臣询问原因，大臣都说是自然规律，但是寇准却说，天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此时天旱，是因为刑法上不够公正。
太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觉得自己如此勤政，寇准居然还当众说自己不公正。待平静下来后，太宗想到寇准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刻追问寇准说的是什么案子。
寇准就让太宗把中书、枢密两府的官员们都找来，然后指出，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淮和祖吉都是贪赃，祖吉贪污的少，却被杀了，王淮贪了上千万银两，不过受了杖刑，最后还官复原职，这就是不公。王沔当场认罪，寇准当场升官，当年他31岁，升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同知院事，这是前所未有的。
寇准的性子一直刚正不阿，他与枢密正使张逊不和。一次，寇准和温仲书一起骑马，一个疯子拦住了寇准的马，然后高呼了三声万岁，张逊知道以后就向太宗告密，说寇准有谋逆之心。寇准和张逊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太宗大怒，他们都被贬官流放。然而，太宗虽然外放了寇准，却深知寇准的才干和秉性，心怀牵挂，常打听他在青州过得怎么样。
当年九月，太宗就把寇准急召回京城，让他看了自己的伤势之后，直接问寇准，谁可以托付神器。太宗在北伐时被辽军射伤，如今伤病缠身，他一直在想继承人的问题，这次更直接问寇准自己选哪个儿子做皇帝。
寇准的回答是，皇上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避免向三种人咨询，一是皇帝的女人，二是宦官，最后是近臣。寇准说的近臣指的就是自己。从古至今，只要近臣参与立新皇帝，总是没有好事。他想明哲保身，告诉太宗自己不便多说。这种睿智，足以看出寇准不是只懂直言犯上的莽夫。这时太宗低头沉思了很久，屏退左右，问道：“襄王行吗？”寇准于是说，知子莫若父，您既然觉得他行，那就马上决定。
于是太宗的三儿子，襄王赵元侃从皇子中脱颖而出，被封为开封府尹，改封为寿王，成为准皇储。太宗因此了了一桩心事，拜寇准为参知政事（副丞相）。
而这一年的九月，太宗的生命有了转机。峨眉山的僧人茂贞，以及河南道士王得一，用独门秘方把赵光义的箭伤控制住，太宗又重新振作，处理天下繁杂纷乱的大事了。
但历史是注定的，太宗的生命快到尽头了，这是任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则。就在太宗生前的最后两年，他还是一如往常处理政事家事，精明而强悍。
先是西南方面，他奖励了镇压起义军有功的太监王继恩一个官衔宣政使头衔，而不是“宣徽使”这个高贵的职位。从而使王继恩无法接触政事；再派张咏进成都，他到成都没多长时间，就上报朝廷，说不用从陕西向成都运送军粮了，四川方面已经囤积了两年左右的军粮。太宗非常高兴，对张咏大加赞赏，因为皇帝的忧虑之一被解除了。
此后，太宗因为蜀川之乱下了罪己诏。诏书中他坦诚自责自己用人不当，那些人在蜀川刻薄剥削，把好好的百姓逼成了强盗。此罪己诏为太宗赢得了民心。
淳化五年的十月份，太宗开始为新任开封府长官三儿子赵元侃寻访贤臣。所用者都为正直贤良之士，太宗希望他们能辅佐三儿子将来的帝业。
而在西北方面，太宗对党项采取了怀柔政策，双方和平往来，党项人仍不时来大宋朝进贡。太宗在党项使者张浦面前炫耀武力，并直入主题，说希望李继迁归顺宋朝，永保富贵。
对内，太宗则罢了刚正固执的吕蒙正的宰相之位，取而代之的是吕端，其为人秉性善良而软弱，自然这也是为太宗为三儿子以后登基执政铺路。吕蒙正如此固执，太宗尚且管制不了，何况自己刚出道的儿子？
吕端出身高贵，他的父亲吕崎曾经在后晋时当过兵部侍郎，他的大哥就是宋初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但吕端的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因与开封府尹、秦王赵廷美的关系而被太宗发配；又因与准皇储许王赵元僖的关联而被贬。然而，太宗明察秋毫，能够知人用事，不久之后吕端官复原职。太宗要升吕端为首相，有人认为吕端糊涂，太宗却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还把他比做姜子牙，吕端和姜子牙一样大器晚成，这一年吕端已经60岁了，但是太宗却无比信任他。“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中书府的事情能够都要经过吕端的详细斟酌之后，才由我再看。”这是太宗给吕端的特权。
公元995年的阴历八月十八日，宋朝至道元年，太宗昭告天下子民，立襄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同时大赦天下，诏令赵恒兼判开封府（官位在开封府尹之上）。一个月之后，太宗在元殿立皇太子。
正当开封城里上下欢庆之时，西北的李继迁率领着党项骑兵再次进攻宋朝。仍是直奔灵州。但这次的兵力非同小可，这次围攻灵州，李继迁的人马超过了一万！但是今时已不同于往日，李继迁已成气候，宋朝已经错过了消灭李继迁的最佳时机了。
再战李继迁
要攻打李继迁，就要做好和一个国家对战的准备，但宋朝发兵需要足够的时间准备。此时李继迁一边围困灵州，一边围城打援，形势十分紧急。太宗于是下令李继隆、范廷召带兵攻打党项，征讨李继迁。
这次作战太宗分五路进兵。李继隆出师环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丁罕出庆州，张守恩出麟州，目的地是合围开战前就确定了的定南五洲中的乌池和白池。
塞外边疆，茫茫无尽头，宋朝只能分兵攻击。党项人的战斗力很强，主要是他们以骑兵作战为主，他们的战马四处流动，喜欢打游击战，宋朝很难抓住敌人，但是这次宋朝的准备工作空前详细，提前探好了李继迁的驻扎地，只要到了乌池、白池这个点，就一定能找到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的就是作战问题，此次宋军出动的人数极其庞大，光是主将李继隆的先锋部队就有三万人，再加上本来就驻扎在党项方面的宋朝军队，实力雄厚，起码作战人数有保障。这回宋朝有志在必得，胜券在握的信心。
但是，关键时候总有些出其不意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宋军冲进了党项的境内，最开始，各路人马一切行动都能够严守战场部署，皇帝临行前配给的阵形图没有丝毫变更。李继隆作为二次西征的老将，发现一个行军路线有问题。
李继隆途径灵州就是为了顺路解灵州之围，如今突然打击乌池、白池，是围魏救赵，让李继迁不能够回到自己的据点，灵州自然会解除困境。结果，他走了十几天之后发现根本没有见到敌军，只好引领部队归还。宋军主力就这样无功而返。
另一路的张守恩从麟州出发，严格按照战前部署行军，和敌人曾经相遇，却视而不见，全线撤退。
只剩下王超和范廷召两路人马。他们两军合并，走的是最艰苦漫长的道路。到无定河边后，他们终于在党项人境内打响了第一战。
宋军中，王超年仅17岁的儿子王德用站出来，为父亲做先锋。他率领万人冲破了党项的第一道防线，掳掠了牲畜不下万计，然后杀进了乌、白池，找到李继迁，那是整个党项最精锐的部队所在。
王德用出面作战，用五千精兵和李继迁鏖战三日，大小战共计数十场，节节胜利，最后宋军全军猛扑，李继迁被击溃，率领残兵败将逃回大漠。
宋军胜了，但是同样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将士疲惫，身在他乡，再无力乘胜追击。
与党项的战争结束了，宋朝得到了一场真正的胜利，但是太宗觉得胜利的程度还不够，于是下决心荡平党项，不再给李继迁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年，太宗任命傅潜为延州路都部署，防御契丹，任命王昭远为灵州路都部署，进攻李继迁，务必做到斩草除根。
战争惨烈，不到一个月，王昭远就上奏朝廷，击败李继迁，但是李继迁再次逃脱。此时，太宗赵光义已经59岁了，而此时纠缠了他18年的箭伤已经不可控制。
他下诏前线停战。这么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不祥，他以休战来恳请上苍赐福，延续自己的寿命；二是他已经无力控制战争的场面，只有放弃。
不久太宗病倒，无法料理国事，最后他死在了万岁殿。万岁殿，是太宗的起点也是终点。22年前，就在那个风雪交集的夜里，在斧声烛影中他夺取了皇位，而22年后，太宗竟在这里驾崩。
在位的22年里，太宗功绩显赫，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的业绩。宋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征服了北汉，完成了大一统，而在登基之前协助太祖皇帝奠定了大宋基业。
但从元朝到后来的明清学者对太宗都没有这么高的评价，他们多对太宗的私心不满，认为他继位不正，对哥哥不敬，对弟弟、侄儿、嫂子不仁不义，对他在位期间的政绩则认为，宋朝在太祖在位期间，是欣欣向荣，期待统一天下的稳定大局，但是到了他手里，则受到党项、契丹的威胁，甚至在国内还爆发了农民起义，这都是他为政不贤明的表现。
然而，太宗死后还是风波未平，不能立刻安息，太宗逝世，太子即位一事也紧张地提上了议程。此时，赵恒是太宗钦定的太子，顺理成章，应该是太子赵恒登基为帝。但是宦官王继恩与皇后李氏相勾结，掀起了一场扳倒太子的风波，他们心中的理想即位人选是早已经被废为庶人的宋太宗长子赵元佐——为此，一场腥风血雨似乎又如离弦之箭，一触即发。
真宗即位
太宗逝世，太子即位一事也紧张地提上了议程。
公元997年三月，宋太宗因为箭伤发作而终。此时，赵恒是太宗钦点的太子，理应登基为帝。但是后宫的皇后李氏和宦官王继恩却私下勾结，想要扳倒太子，他们的理想人选是已经被太宗贬为庶人的赵元佐。
李皇后多年来一直偏爱元佐，但她由于常年处在深宫之中，没有本事左右朝政，所以这场太子风波的发动者是王继恩。在太宗时期深受恩宠的大太监王继恩担心一旦太宗逝世，自己便失去了权势，而寿王是太子，既定的王位继承人，若拥护他为帝，这是自然的事，但是若选元佐而替之，元佐肯定会很感激他，这样岂不是对自己更有利？
在病情加重的时候，远见卓识的太宗皇帝已经开始着手巩固太子的地位了，他将吕端推到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上演了一出辅助太子即位的戏码。
吕端当上宰相的时候已经年过六十岁，而且在启用吕端之前，太宗还专门写了《钓鱼诗》，自诩为周文王，将吕端比做大器晚成的姜子牙，这显示出太宗对其寄予厚望。吕端确实也不负所托，将针对太子的宫廷政变消灭于无形之中。
宋太宗病重之时，吕端进宫中探望，发现赵恒不在太宗旁边，当时就担心宫中可能有不测。他立刻在笏板上写了皇帝病危的字样，派人给赵恒送去，要赵恒速速到榻前伺候太宗。没过多久，太宗就驾崩了。那时王继恩进来告诉吕端，说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吕端到中书商议新皇帝即位的问题。
吕端虽然明白这话外之音，但是佯装不知，故意告诉王继恩，太宗已经提前写好了遗诏，放在书阁之中。还要王继恩和他一起去寻找出来，看先帝到底要谁继承皇位。王继恩听了吕端的话非常紧张，想要自己先找到遗诏，然后将它偷偷毁掉。
王继恩迫不及待地抢先走进书阁，结果被吕端反锁在书阁里。王继恩这才醒悟过来，他中了吕端的计，可惜为时已晚。于是吕端火速到了中书政事堂。李皇后看见吕端一个人来了，就直接问，自古都是年长者即位才合乎祖训，现在谁最应做皇帝？她的意思是应该由元佐即位。吕端义正词严地回答，先帝将赵恒立为太子，就是为了现在，不能再有异议。李皇后没有得到王继恩的支持，在吕端的凛然回答之中惊慌失措，也就不再说话。
太子赵恒顺利到福宁殿继承帝位，却于帘后见文武百官。吕端又担心此时是有人假冒赵恒，硬是不拜，上奏卷帘，确认是真太子赵恒之后，才回到大殿之下，率领着文武群臣参拜新皇。
吕端没有费一兵一卒，将这场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宫廷之争化为乌有，太子赵恒顺利地成为新皇，也就是宋真宗。
太宗长子元佐自始至终没有参与此事，甚至毫不知情，而且他是真宗的亲哥哥，并没有受到牵连。真宗恢复了他的楚王爵位，赏赐有加。元佐却不再与真宗见面，一生清高自傲。
吕端在真宗即位的时候立下大功，因此备受信任。吕端生病，真宗都要去他家中亲自探望。吕端6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真宗赠他为司空，谥正惠。
赵恒性情温和，他即位之后就下旨恢复了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德昭为太傅，德芳为太保。
真宗的做法和其父赵光义的做法背道而驰，但是，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安反侧，释宿怨”。真宗希望自己可以整治纲常，消除太宗的不良影响，让一切重头再来。
同样，这时宋朝的本质也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宋太祖确立了宰相的三权分立，军、政、财鼎立，宰相无法专权，宋太宗不断更换宰相，更加削弱了相权。
但是到了真宗时，情况变了。吕端在首相的基础上又加封为右仆射，真宗对他也是毕恭毕敬，每次见面，无论何种场合，真宗都会站起来对宰相作揖行礼。
另有两位参知政事副宰相即李至和李沆，地位也很尊贵。宋朝的宰相们又大权在握了。
真宗即位之初也想为自己树立威信，收拢民心。他非常清醒的认识到，除了奖励亲族、大臣们之外，更要对老百姓们施以恩惠。可是该如何做却是一个难题。此时真宗身边的王若钦开始发挥作用了。
当真宗还是皇太子、开封府尹的时候，王钦若曾对他有救命之恩。
至道二年，赵恒刚当上皇太子不足半年，开封府下属的17个县都上报旱灾严重，颗粒无收。赵恒仁慈，下令免税，但是有人进谗言，说太子此举是收买人心，而灾情没有那么严重。
太宗立刻着人调查，赵恒心惊胆战，因为就在半年前，太宗已经表现出对他的不满。现在若说他收买人心，无异于火上浇油。
负责调查的官员核实了灾情，还了赵恒清白，王钦若即是负责调查的官员之一，赵恒当时已是对他感激不尽。
此时王钦若为真宗献上了锦囊妙计。真宗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免收那些没有交足的赋税，释放因此关押的犯人，
如此一来，百姓感恩，而朝廷也未消耗一分一毫，却收拢了最为宝贵的民心。接下来事情按部就班，真宗开始组织自己的领导集团，以及施政纲领。
国家大事不过是军、政、民、财四个方面。军政要稳，他依靠宰相和参知政事决策大事，而对于民和财，真宗自有主张。
政治已经改革重组，位居高位的都是些德高望重的人，如吕端、李至、李沆等，这样的组织稳定而高效，足以安定天下。
军队方面，真宗将曹彬官复原职，重新成为三军统领，而曹彬的威望和资历都足以安抚军心。
民政方面，真宗即位不久，就下诏“国家大事，足食为先”。而且他努力践行自己的诺言，制定了“预买绢”的政策，每年春天都会由国家贷款给农民，秋收后再还。这样在开始得到了农民的拥护。
财政方面，宋朝的钱粮管理部门称为“三司使”。一种解释认为，是说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总长被成为三司使，还有解释认为，三司每个部门都有一个领导，三司使就是盐铁部使、度之部使、户部使三位“使”。
真宗根据需要浮动政策，将发展的中心放在民生和经济上，三司权力收归一人，可以灵活调用，三司地位也有所提升，仅比东西两府小半级，宰相或者枢密都无权过问三司事宜。
真宗开始开源，但是更注重节流。宋朝的绝症被后人总结为“冗兵、冗吏、冗费”，从宋朝建国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了真宗年间，这个局面已经形成。真宗开始，大规模裁员，三四年时间，裁撤官吏就达19万多人。
这些不过是真宗治理国家的几个具体的任务，但窥一斑而见全豹，真宗正以自己的方式尽心尽力地投入到治理好大宋朝的事业中去，正如东升的旭日，徐徐上升，而且尽力的释放自己的能量。
紧锣密鼓坐江山
真宗登基之后，勤勉从政，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此时的大宋已经开始积贫积弱。真宗面临的局面复杂危险，他必须紧锣密鼓的平息起义，还要时刻防范几个邻国进犯。
在契丹、党项人的眼里，真宗未满而立之年不足为患，于是邻国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带领党项人打天下的李继迁时刻关注着宋朝的形势，一旦时机有利便会立即出击。得知太宗逝世真宗即位后，李继迁立即派人进了开封城，他又要求和。在太宗年间，李继迁已向宋朝求和多次，当时无论大宋和党项的战况如何，李继迁都只是自称罪臣，而且要自称为赵保吉来自保，这等于承认自己是宋朝子民，以此来取悦宋朝政府。王德用在不久之前的战斗中还将他的据点乌池、白池捣毁了，他都没有敢反击。真宗刚即位，李继迁竟然派人求和，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令人汗颜。
可是真宗同意了李继迁的求和，而且给予了他无比丰厚的回报，承认了他占据的夏州和银州，还将绥州等三州赐予他，并封他为定难节度使。此时，李继迁终于恢复了其祖先对定难五州的所有权，二十年的征战没有解决的问题，居然就这么求来了。
与党项之战几乎拖垮了大宋，宋朝为之付出了数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数以万计的财富和兵器，可是真宗最后居然将定难五州拱手送于李继迁。
不过，这个决定并非真宗一个人的鲁莽，而是保守和革新两派大臣协商出来的结果。这次与党项的和解给宋朝带来了短暂的安定，接下来宋朝就可以一心应对即将来临的辽国的大规模进攻了。
此时的辽国国力强盛，在萧太后的治理下，辽国的疆域、军队的战斗力、国家财富的积累都达到了鼎盛时期。萧太后在辽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包括让汉人参政；开科举制，用汉人的学问作为考试题目；改革赋税制。经过改革，辽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对宋朝的威胁也就更大了。
真宗登基之后，曾对辽国人提过议和，但一直未得到回应。其原因是耶律休哥死了。耶律休哥一生战功显赫，他是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和雍熙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在辽国，他是英雄人物。
耶律休哥死后，契丹人开始下诏全国，征讨北宋。这次萧太后又一次披挂上阵，率部出征。
宋朝只能迎战，真宗任命傅潜总领北方战事。派给他的副将是张昭元和宦官秦翰。还有三位先锋田绍斌、石普和杨琼。兵马达到了八万多人。真宗还在开封府集结了二十万禁军，准备随时增援北方战事。
辽军势如破竹，很快突破了宋朝的边境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保州。在那里，他们遭到了三位宋朝将军的袭击，率队的是副先锋石普和杨琼。一场恶战后，石普和杨琼渐渐不支，幸而还有行营押先锋（总先锋）田绍斌。田绍斌率部接应，宋朝军队在黑夜之中全力进攻，最后宋军大获全胜！
但辽军马上又回来进攻，只是这次转向了保州西北的威虏军。这座战略意义非凡的军城直接关系到辽国能否劈开一条直通大宋的通道，他们希望速战速决，但是，小小的威虏军在强攻之下竟然能够负隅顽抗，久攻不下。
守将是保州原边都巡检史——杨延昭，他时刻戒备辽军，在辽军到达之前就到威虏军城，现在把敌人拖在威虏军后，向前线总指挥傅潜请援。
杨延昭以三千之师对抗城下的辽军全部主力，居然守住了一个多月，辽国久攻而不下。能够以少对多，是因为杨延昭采取了很多聪明的手段，比如在夜里把水泼在城头上，使得威虏军城墙结冰厚重，敌人无法攀爬。
攻城无果，辽军改变策略突然向纵深地带插入。其兵分两路，一路进攻祁州、赵州一带，另一路则是以萧太后、辽圣宗和韩德让为统帅的主力，他们向东，攻克了河北重镇乐寿县。这场攻击正好击中了宋朝防御的致命之处。
如果想阻拦辽国铁骑，只能用宋朝的野战军了。但是与辽开战一个多月期间，傅潜和他八万多人的部队却一直行踪神秘，没有他们的任何军报。
此时河北的情况急剧恶化，辽国切断了开封和河北的路段，没有消息沟通，开封城顿时大乱。
面对如此紧张局势，真宗在大臣们的请求下御驾亲征，于宋咸平二年的十二月五日启程。真宗率领二十多万禁军向河北挺进，此时距开战时间已有三个多月。
真宗的禁军行军十多天之后，到达大名府，这个时候终于传来了傅潜的消息，他率领精兵在定州驻扎，一直按兵不动没有任何损失。当辽军进攻威虏军时，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辽军放弃保州，向宋朝纵深穿插时，他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象征性地派了三千人马挑战辽军。
各路将领们都纷纷向傅潜请战，傅潜既不应战也不言语，众将领无奈，直到这时，傅潜才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敌军气焰嚣张，如果正面遭遇，我军的气势会被挫伤。”傅潜最后允许范廷召率八千骑兵，二千步兵迎战辽军，而且许诺在后面接应范廷召，此时，宋军终于开始反击了。
范廷召冲出了定州，杀向了辽军占据的瀛洲，但是他深知自己兵单力薄，就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和康保裔约定合攻辽军。
康保裔在瀛洲西南分拆自己的精锐部队火速支援范廷召，但次日清晨，康保裔和他的剩余部队发现范廷召没有接应，自己孤立无援，被辽军包围得密不透风。孤立无援的康保裔和他的部下在辽军的包围下全军覆没。
而此时的傅潜仍是按兵不动，真宗终于被激怒了，于是撤离傅潜职务并将其处死，以儆效尤。傅潜严重延误了战机，当宋军重新集结，开始发动进攻时，却发现敌人已经不见了。辽军突然撤退，宋朝禁军无法追击，而真宗派出的五千名精锐骑兵也是无功而返。
关键时刻范廷召杀向了敌军。虽然辽军人数数倍于范廷召率领的宋军，但他还是在莫州东三十里的地方追上了辽兵，而且获得大胜。辽军主力没有回头迎战，而是撤出了宋朝国境，这场战争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