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喜闻王润斌博士的论文即将出版，这是我们体育社会科学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对于我们奥林匹克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奥林匹克研究在我国属于新的学术领域，在北京奥运会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他们不顾资料来源十分缺乏，而且国内无所借鉴，以极大的努力，在导师的指导下，大胆创新，日以继夜，茹苦含辛，完成了一批优秀的博士论文，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这是值得十分欣慰的。王润斌博士的这篇论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关于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主义关系的详细论述，尚未见过国内外发表的文章。民族主义运动由来已久，它在近代世界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我们在学习中只知道马克思有句名言，大意是：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民族主义持一般反对态度的同时，也对民族主义的进步性作了肯定，对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作了区别。民族主义有着极为鲜明的两重性。既与民族本位、偏狭与排外倾向相通，又为反对压迫和不公提供动员手段。为社会进步提供有效的政治建构和认同。因此，现代奥林匹克主义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民族主义产生矛盾和融合是必然的。

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民族主义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政治与体育的关系。《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国际奥委会是非营利、非政治性组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从恢复奥林匹克运动起，就申明体育是超乎政治的东西。他在 1 894年巴黎代表大会上说：“必须保持过去体育运动的特点，即高尚和勇武的性质，这是为了使体育可以继续有效地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中起着希腊大师曾经给它确定的值得赞美的作用。”但是，正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言：“政治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何况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复杂的的世界政治风云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1918年，顾拜旦在《奥林匹克书信》第4篇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精神态度。它可以吸纳各种思维模式，使其彼此交融，没有任何种族、任何时代可以将之垄断独霸。”由此可见，奥林匹克运动具有最大的广泛性，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都能接受，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经久不衰、方兴未艾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记得顾拜旦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古代奥运会运动员在祭祀运动会中向诸神致敬，现代奥运会运动员向国旗致敬。至于运动会的入场式、胜利者升国旗、奏国歌以及运动员身上的国徽都有民族色彩，更不用说媒体的排名炒作了。但是，《宪章》规定：“奥林匹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一一一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就很清楚地表示了融合的一面。事实上今天的奥运会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文化运动。同时政治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奥林匹克运动。事实上保卫世界和平就是最大的国际政治。所以说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无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竞争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曾在二次大战爆发时愤慨地说：“为什么不到运动场上来较量，而要到战场上去残杀。”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曾在《国际体育运动与民族意识》一文中引用洛伦茨的一句名言：“体育运动是 ‘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这些都说明，民族主义和奥林匹克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矛盾。

我衷心希望王润斌博士和一批有志于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中青年学者要继续努力，把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熊斗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