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学与对理性的反叛

1.对理性的反叛

确实有一些哲学家乐于夸大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相信，人通过推理可以发现宇宙万物的终极原因，以及原动者创造宇宙和决定宇宙演化进程的本来目的。他们津津乐道于“绝对”，似乎“绝对”是他们口袋中的挂表。他们敢于宣扬永恒的绝对价值，敢于建立某些无条件地约束全人类的道德律。

因此，才有乌托邦作家。他们设计出一个人间天堂，由纯粹理性作为惟一的主宰。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谓的绝对理性和明显的真理，只不过是他们内心的幻想。他们轻率地自以为绝对正确，并常常提倡毫不宽容地排斥异己。他们矢志于自我独裁，或拥护那些将他们之计划付诸实施的独裁者。在他们看来，陷于苦难的人类别无拯救之法。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黑格尔。他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的著述是刺激性观念的宝库。但他是在一个幻想中工作，即幻想所谓的“精神”或“绝对”能借助他的语言显露出来。宇宙间没有黑格尔不知的事物。遗憾的是，他的语言是那么晦涩暧昧，以致可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如右翼黑格尔派用它来支持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体和普鲁士教会的“独格码”（dogma），左翼黑格尔派则从其中读出了无神论、不妥协的革命激进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

再来看孔德，他自以为能够准确预测人类未来的一切。当然，他还视自己为最高立法者。例如，他认为某些天文学研究毫无用处，并企图加以禁绝。他还计划用一个新的宗教来取代基督教，并且选拔这个教会的一位女士取代圣母玛丽亚。孔德可以得到谅解，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病理学所谓的狂人。但如何看待他的信徒们呢？

这一类事实不胜枚举。但它们决无反理性、反唯理主义和反合理性的倾向。理性是否人类获取尽可能丰富之知识的惟一正确的工具呢？上述那些幻想与这些问题全然无关。诚实而谨慎的“真理探索者”从不认为理性和科学研究能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对人类心智的局限性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不必为赫克尔和各色唯物学派之简陋粗鄙的哲学背黑锅。

唯理主义哲学家总是自觉而专注地厘清先验理论与经济研究之间的界限。无论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代表大卫·休谟，还是功利主义或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都从未因过分夸大人类获得真理之能力而蒙羞。如果我们指责过去两百年来的哲学过分偏向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而没有过分自信于人类心智取得的成就，这应该是更公允的说法。

对理性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心理状态，不是因哲学家缺乏谦虚、谨慎和自我检审而引起的，它也不能归咎于现代自然科学之不长进。现代技术和治疗学的某些惊人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无论从直观主义和神秘主义，或从其他角度去攻击现代科学都是没有希望的。反理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目标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经济学。攻击自然科学只不过是攻击经济学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只在一个领域排除或推翻理性，而不把理性放到其他知识部门中去拷问，是不能实现反经济学之目的的。

巨大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中叶。那时，经济学已经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虽然古典经济学体系本身的缺陷，妨碍了它正确认识每一个社会主义计划不可能实现的原因，但古典经济学家却能够毫不费劲地指出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的无用之处。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穷途末路。社会主义者对一些致命的批评已不能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社会主义似乎至此终结了。

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将社会主义者从这条死胡同里导引出来。他们可以转而攻击逻辑和理性，并用神秘直觉代替推理。提出这一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神秘主义的基础上，他自诩能够预知未来。黑格尔妄称他知道“精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已决定了普鲁士威廉三世的专制。而马克思对“精神”的计划知道得更加详细。他知道历史演化的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建立。社会主义必然实现，这是“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并且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都高于前一个阶段，所以作为最后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尽善尽美，不容置疑。因此，无须详细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细节，到了那个时候，历史自然会把一切安排得最好，无须凡人操心。

但还有一个大障碍需要克服，那就是来自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马克思自有办法。他认为，人类理性生来就不适合于去发现真理。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互不相同。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逻辑。心灵能产生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语汇里指的是一套掩饰着思想者本人阶级利益的观念。因此，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之心，除了为资产阶级辩护外，决不会有别的货色。而作为“资产阶级”逻辑之一分支的“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而言毫无用处。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注定要消灭所有的阶级，并且把人间变成伊甸园。

这样，无产阶级的逻辑就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的逻辑。“无产阶级逻辑的某些观念并非一党偏见，而是由单纯的逻辑生发而来的。”参阅Joseph Dietzgen，Briefe uber Logik，speziell demokratisch-proleta-rische Logik （2nd ed.Stuttgart，1903），p.112。而且，由于某种特殊优势，某些被无产阶级选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沾染上资产阶级的原罪。如马克思本人，既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又和一个普鲁士贵族的女儿结婚，而且他的合作者恩格斯还是一位富有的纺织制造商。但马恩两人却从不怀疑他们自身已超越了上述逻辑法则。尽管他们有资产阶级的背景，却并不妨碍他们具备发现真理的能力。

对这些学说得以流行的历史条件加以描述，是历史的任务。经济学有另一件工作要做。它必须对马克思的多元逻辑论以及其他照猫画虎的多元逻辑论加以分析，并揭露它们的荒谬和矛盾。

2.多元逻辑论的逻辑

马克思的多元逻辑论宣称，人的心灵的逻辑结构因其所属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种族多元逻辑论与马克思多元逻辑论惟一的差别在于，它认为每个种族，各有一个特殊的心理逻辑结构，并且主张，某一种族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所属的阶级是否相同，都具有同一种特殊的逻辑结构。

这些学说使用的“社会阶级”和“种族”概念的真意，这里无需加以深究。也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某一无产阶级成功地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时，他将何时并如何将自己的无产阶级心智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心智呢？同样多余的是要求种族主义者解释，那些不具纯粹种族血统的人群，又将拥有怎样一个特殊的逻辑结构呢？

无论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其他的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除了反复念叨人心的逻辑结构随阶级、种族或国家之不同而不同外，就不再有更深入的进展。他们从不涉险确切指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逻辑结构不同的所在，或者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逻辑结构的差别所在，或者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逻辑结构差异之所在。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之所以不实，乃因为李氏本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种族主义谩骂这一理论，乃因为李氏是一名犹太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则因李氏是一个英国人而同样诋毁这一理论。某些德国教授甚至将这三种理由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要反对某一理论，仅靠指责作者的背景是不够的。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说明那种不同于被批评者采用的逻辑体系。然后逐一审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并指出它的推论中有哪些尽管从立论者逻辑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从无产阶级、雅利安族或德国人的逻辑观点来看是无效的。最后，应该解释凭批评者自己正确的逻辑推理代替立论者错误的逻辑推理导致的是怎样的结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任何人曾做到和能做到的。

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同一阶级，同一种族或同一国家中的人们对某些重大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据纳粹党人说，不幸的是居然有不按正确的德国方式思想的德国人存在。可见，如果某一德国人不总是必然地以他应有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一个非德国人的方法思想，那么，应由谁来决定那个德国人的观念是真正德国的抑或非德国的呢？已故的奥本海默教授曾说“个人在追求其利益时常常犯错，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阶级却永不犯错”。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投票是不会错的。但是，纳粹党人曾经把大多数人的投票当做非德国人的决定而加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采用大多数人投票的民主方式。但一旦他们所说的面临考验时，假若少数人的决定符合他们所属党派的利益，他们就倾心于少数人的决定。让我们回忆列宁如何解散制宪会议，那个制宪会议是他的政府主办以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却只有1/5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多元逻辑论者应该坚持的是，某些观念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这些观念的作者来自正当的阶级、国家或种族。但坚持自己主张并非他们的一个美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愿意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这个称号施舍给其学说以外的任何人。除此以外的所有的人，他们都称为阶级敌人或社会叛逆。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从混血人或异族人当中筛选德国人的惟一方法，是宣布一个纯正的德国纲领，谁支持它，谁就是德国人。希特勒一个黑头发的人，其体型无论如何也不符合金发雅利安人的标准，却自以为有天赋才能，能够发现适合于德国人的惟一学说，而且能够把所有不接受这个学说的人都排斥为非德国人，不管他们的体型如何。讲到这里，对于多元逻辑论者的主张之不一贯性，显然无需出示更多的证据了。

3.多元逻辑论的人的行动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学说，一种有利于形成此意识形态之阶级利益的学说，尽管这种学说从无产阶级正确的逻辑观来看是错误的。某一种意识形态客观而言是邪恶的，但正是因为它的邪恶性才能够增进思想者所属阶级之利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他们已经证实了这种说法，证实的办法是强调“人们并非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这一观点。科学家的目的在于为成功的行动铺路。理论总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不存在纯粹的科学和完全客观的真理探索。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承认，获得真理的每一种努力，其动机都是出于实际应用于某些目的的考虑。但这并不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为什么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也即邪恶的）理论会比某种正确的理论更有用。某一种理论的实用性，在于靠这个理论所预测的结果是应验的，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实。一个邪恶的理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比一个正确的理论更有用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人们使用各种火器。为了改进这些武器，他们甚至发展了弹道科学。发展一种正确的弹道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狩猎和杀戮他人。而仅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道弹学却无任何用处。

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而言，科学家只为知识而工作的观点，只不过是科学家的一种矫饰。因此，他们宣称，麦克斯韦发明电磁波的理论仅仅是为了开辟无线电报业务。这种说法对错与否与意识问题毫不相干。问题在于，促使麦克斯韦发展出一种正确的电磁波理论的，究竟是19世纪的工业化视无线电报为“点金石”或“长生不老丹”这个事实呢，还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一种意识的上层建筑呢？无疑，细菌学研究不仅是为了防治传染病，而且也为了改进制酒和乳酪的生产工艺。但获得的结果肯定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意识形态性”。

促使马克思发明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愿望，在于使经济学名誉扫地。他完全清醒地认识到，他没有借口反驳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所提出的异议。事实上，他是如此倾心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致坚信它是颠扑不破的。他既不知道古典价值理论在聪明学者心中引起的怀疑，即使他有所耳闻，他也理解不了这些怀疑的重要性。他的那些经济观点只不过是当时英国理论的一个断章取义的翻版。当杰文斯和门格尔在经济思想领域开创一个崭新纪元的时候，《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在此前的几年出版了。因而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著作家的事业已告终结。马克思对边际价值理论惟一的反应是推迟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出版，但它们出版之时，他已魂归西天好些年了。

马克思发展意识形态学说，是为了专门对付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社会哲学。他的惟一用心是要诋毁经济学说的声誉，而他又无法用逻辑和推理的办法做到这一点。他为他的学说披上一件普遍法则的外衣，使其放之任何历史阶段皆准，因为他明白，如果某一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别历史事件，就不能称之为一种客观规律。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不把他的学说的有效性仅限于经济思想，而扩大到任何知识门类。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的功用是双重的。首先它有利于他们反抗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然后又襄助他们对抗新兴的无产阶级。它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一种既合理又道德的依据。如果我们想借用马克思死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使资本家的一些权利主张“合理化”了。资本家们下意识地为他们卑鄙贪婪的行为感到羞愧，并急于避开社会的谴责，因而鼓励他们的献媚者——经济学家——发展一些可使他们在公众舆论面前重新抬头的学说。

对某一个人或一群人提出一个理论或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动机进行心理描述，现在有了合理化这个概念可资利用。但这个概念对形成的理论的有效与否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不能成立，则合理化这个概念就是对于使立论者犯错误的那些原因的一种心理解释。但如果我们找不出这个理论的任何错误，就不能指定用合理化这个概念来推翻它的有效性。如果经济学家下意识里果真只想到为资本家的不当行为开罪，他们的理论也不乏正确之处。要想揭发一个错误的理论，除去用推理反驳它而代之以较好的理论外，别无他法。在讨论毕达哥拉斯定理或比较成本理论的时候，我们对毕氏和李氏创立这些定理的心理因素不感兴趣，尽管这些因素对史家和传记作家也许是重要的。从科学角度看，这些理论能否经得住合理的考验，这才是惟一相关的问题。至于立论者本人的社会或种族背景却是题外之事。

人们在寻求一己私利的时候，都会努力利用一些多少为公众舆论所接受的学说，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急于发明和宣扬那些可用以增进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些有利于少数人而有损于其他人的学说会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是否是一种“错误的潜意识”的产物——它迫使某人在不自觉中为自己的阶级利益着想抑或源自一种对真理的有意歪曲，他们都必然遭遇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极力想排挤之。因而在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冲突中的胜败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宿命。“精神”，这神秘的原动者，按一个既定的计划在运作。他（指“精神”）引导人类通过各个初始阶段最终到达社会主义之极乐世界。每一个阶段都是某种技术状况的产物；而其他一切特征又必然是这种技术状况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精神”导致人类在适当的时期发展某些适合于其生活阶段的技术观念，并且使之得以实现。其余的一切都是技术状况衍生而成的。手推磨造就了封建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则造就了资本主义。在这些变化当中，人类意志和理性只不过起一些辅助作用。历史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法则，迫使人们不依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地按照相应于他们时代之物质基础的模式去思想和行动。当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在各种观念之间以及他们所谓的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恰好是在自我愚弄。他们本身并不思考，而是历史的意志在人们的思想中自动显现出来。

这纯粹是一种神秘学说。只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得到证实。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私有权的首次否定，由于坚定不移之自然法则的作用，它又孕育出了对自身的否定，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Marx, Das Kapital （7th ed.Hamburg，1914），pp.728－729。然而一个基于直觉的神秘学说，并不能因其借助于另一个较少神秘色彩的学说而失去其神秘性。这种把戏决不能回答为什么一位思想家必须按照他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发展某种意识形态。为了便于讨论，我暂且承认人的思想必然产生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学说。但是，一个人的利益必定等同于其整个阶级中其他人的利益吗？马克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产者阶级及其政党组织不断地因工人自身之争斗而屡遭破坏。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按照工会工资率被雇佣的工人和那些因这种工资率的强制推行而失业的工人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工会工资率的强制推行妨碍了劳动力的供需达成平衡的适当价格。同样真实的是，人口过剩国家的工人和人口不足国家的工人，在移民的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利益也是相互冲突的。关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并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说法，只是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武断假想。这个假想不能仅凭“社会主义观念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发扬光大，因而必然有利于无产阶级”这一断言而得到证实。

借助西斯蒙弟、李斯特、马克思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的观念，对英国外贸政策的演变轨迹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解释：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的是自由贸易政策。因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便精心打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学说，同时英国的制造业者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最终成功地撤除了保护关税。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资产阶级不再经得住外国制造业的竞争，转而急需关税的保护。于是经济学家又以保护主义理论来取代过时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由此大不列颠又回到了保护主义。

这种解释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把“资产阶级”看作一个由利害一致之成员组织起来的一个阶级。某一个商人总是需要根据国家的制度条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长远来看，就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能力而言，关税的有无对他既无益处也无害处。他会转而生产那些在既定关税下最能使他获利的物品。能够损害或增进他的短期利益的，仅仅是制度安排上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到每个商业部门和每一个企业。一项有利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企业的法令可能有害于另一些部门或企业。对一个商人而言，关税对他的影响仅限于若干种税目，而这些种税目对不同行业和厂商的利益造成的影响大都是相反的。

每个行业或厂商都能受益于各种由政府赐予他的特权。但如果其他的行业和厂商也获得同等程度的特权，则每一个商人——不仅仅作为消费者，而且也作为原料、半成品、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购买者——因此受到的损失将大体等于因此而得到的利益。私利集团的利益会驱使某一商人去请求对他自己的行业或企业给以保护。但这种利益决不能促使他去请求对所有部门或厂商都加以保护，如果他不能肯定他得到的保护大于其他行业或厂商。

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制造商并不比本国其他公民更关心谷物法的废除。地主之所以反对废除这些法律，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跌落会降低土地的租金。制造商之特殊的阶级利益，只有在那久已被废弃的“工资铁律”和“利润是剥削工人之结果”这一同样站不住脚的学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

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每一种变动都必定影响到许多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因此我们很容易把每一种主张变动的学说理解为某一利益集团私利的意识形态上的掩饰。现在有许多著作家就主要从事这种揭发工作。这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在他之前就已众所周知。但最令人惊诧的是，某些18世纪的作家企图把宗教的教义解释为牧师神父的弥天大谎，借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剥削者同伙诈取权力和财富。马克思主义者认同这种说法并给宗教贴上“大众的鸦片”的标签。这些种学说的支持者从来不考虑，凡是有私利所赞成的，必然也有私利所反对。任何事情只有利于某一特殊阶级，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要解答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那些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不能够挫败那些将得到便宜的人的企图。

每一个厂商和行业在短期内都能靠增加其产品的销量而获利。然而长远来看，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回报有倾向于平均的趋势。如果对每一行业之产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利润也增加，则更多的资本将流入这一行业，新进入的企业的竞争将使利润水平下降。对社会有害的商品，其销售利润决不会高于对社会有利的商品。如果某一行业是违法的，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承担了死刑、罚款和坐牢的风险，那么他的毛利润必须高到足以补偿其所冒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影响纯利润的水平。

富人，已经在营业的工厂的老板，并没有很特别的阶级利益促使他热心于维护自由竞争。他们虽然反对他们的财富被巧取豪夺，但他们的既得利益会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手段以阻碍新来者对他们之地位的挑战。至于那些为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而奋斗的人们，并不是为保护已有富人的利益。他们是想让那些明天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以及那些有天才而可使其后代过更舒适生活的无名之辈得以自由发展。他们意在为经济的增进开辟一条坦途，他们因而是物质进步的代言人。

19世纪自由贸易思想的成功，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思想的声誉是如此崇高，以至于那些其阶级私利受到损害的人们还没有失去舆论的支持，以至于它们自身终于通过立法得以体现出来。正所谓观念造就历史，而非历史造就观念。

与神秘主义者和空想家辩论是无用的。他们立基其论断于直观之上，而且不打算诉诸理性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的内在之音（their inner voice）宣告的是历史的自我启示（history's self-revelation）。如果有人没能听到这声音，那就只能证明他们是落选者。如果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敢于反抗受到神启的人，那就是大逆不道。前者应该安分守己，踞墙角而保持沉默。

但是，科学离不开思考，尽管它显然无法说服那些反对理性至上的人。科学必须强调的是，各种相互冲突之学说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仅求助于直观并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倡的惟一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另一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其他学说的应用将有损许多人的利益。但这些学说的支持者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说完全相同的话。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判断某种学说是否邪恶的真正标准，是其作者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背景。但谁可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呢？马克思博士、制造商和“剥削者”恩格斯以及俄罗斯上层社会之后裔的列宁，都肯定没有无产阶级的背景。相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是地道的“无产阶级”，青年时期都在贫困中度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都说不上是阶级之争。它们充其量是狂热之徒的派系斗争，争论者互相攻讦对方为叛徒。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我们之所以正确，乃因为我们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烦琐的推理无损于我们学说的有效性，我们的学说来自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超能；我们的人之所以错误，乃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心智向导的直观。然而这并非他们的过失，只是因为他们投错了阶级，没能用真正的无产阶级逻辑装备自己，反被其他的意识形态蒙蔽；高深莫测的历史法则选择了我们而审判了他们，未来非我们莫属。

4.种族多元逻辑论

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它以直观代替推理，无异于求助普通的迷信。但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及其支流——所谓“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和理性处于不可妥协的敌对地位。

它与种族多元逻辑论自有不同之处。后一多元逻辑论与当今正在流行但是错误的经验主义时髦正相合契。人类有种族之分乃不争之事实。种族间在形体特征上相互区别。唯物主义哲学家断言，思想乃大脑之分泌物，正如胆汁乃胆囊之分泌物。对他们而言，如果预先否定“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泌在实质上各不相同”的假说，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人体解剖学至今未能成功地发现，不同种族之脑细胞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但这一事实不能推翻“人心之逻辑结构因种族之不同而互异”的学说。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的解剖学研究，也许有发现人脑细胞的种族性差异的可能。

某些种族学家告诉我们：把文明分为高级和低级说法，以及把外族说成落后，都是错误的。别些种族的文明虽有异于高加索白种人的西方文明，但它们并非劣等文明。以其他种族的文化成就为标准来衡量其文明程度是不对的。西方人称中国文明为停滞性文明，又称新几内亚土著的文明为原始野蛮。殊不知，中国人和新几内亚土著对我们文明的轻蔑丝毫不逊于我们之轻蔑他们的文明。诸如此类之评价都属价值判断，因而失之于武断。其他种族有不同的心智结构。他们的文明适合于他们的心智，正如我们的文明适合于我们的心智。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称为落后的东西对他们并非如此。从他们的逻辑观来看，随遇而安是一种比我们的进步主义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些种族学家在强调表达价值判断并非史家（种族学家也是史家）之任务时是对的。但当他们认为其他种族之行为动机不同于白种人，则陷于极端错误。在急于求得生存并借助理性作为主要奋斗手段方面，亚洲人和非洲人丝毫不逊色于欧洲人。他们曾寻求解除野兽和疾病的袭扰、防止饥荒以及提高生产力。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寻求实现这些目的方面取得的成功比不上我们白种人。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急于分享西方成就的果实。如果蒙古人或非洲人虽饱受病痛折磨，却因其精神或其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忍受痛苦强于祛病除灾，而拒绝欧洲医生的诊治，那么，这些种族学家还有对的可能。圣雄甘地，当他走进现代化医院并割治其盲肠之后，即放弃了他的全套哲学。

北美印第安人缺乏发明轮子的才智。阿尔卑斯山上的居民也不会制造雪橇以改善其生活。但这样的缺陷，并不能归咎于他们与那些早已利用轮子和雪橇的种族有不同的心智。这种缺憾，即便从印地安人和阿尔卑斯山居民之观点来看也是存在的。

然而，这些考虑只涉及那些决定具体行动的动机，并未涉及“不同种族之间是否存在心智之逻辑结构上的差异”这一惟一相关的问题。而这正是种族主义者所断言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几章关于人心逻辑结构之基本问题，以及思想和行动之范畴原则的讨论。再加上若干得自观察的结论，就足以一举摧毁种族多元逻辑论和其他各种套路的多元逻辑论。

人类思想和行动之范畴，既不是人心武断的产物，也不是传统之习俗。他们不在宇宙之外，也不在宇宙万物的演进过程之外。它们是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生活和现实中有特定的功用。他们是人谋求生存的工具。人们靠它们来调整自己，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尽可能地排除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它们对外部世界的结构是适合的，而且反映这个世界和现实的特性。它们发生作用，而且在这个意义上真实而有效。

因此，断言先验之悟性和纯粹之推理不能传递任何有关真实和宇宙结构之信息的说法，是错误的。基本逻辑关系和思想行动诸范畴，乃一切人类知识的最终来源。它们符合现实之结构，并且将此结构投影于人之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人而言是基本的本体论事实。我们无法知晓一个智力超人如何思考和领悟。对人而言，每一种认知都受其内心逻辑结构的限制而蕴含于此结构中。正是那些经验科学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及其实际应用，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存在。在人之行动能够实现其目的的轨道里，没有不可知论的容身之地。

如果真有某些种族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灵逻辑结构，则他们在为生存而奋斗时，就不能借助理性之力。因而保护他们免于灭亡的惟一工具只剩他们的本能反应。那些以推理来指导行为的种族，在物竞天择机制之下，就一定会遭淘汰。只有那些专靠本能的个体才能生存。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没有超越动物心智水平的人种才会有生存的机会。

西方许多学者已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印度高级文明，以及亚洲、美洲、澳洲和非洲土著等原始文明的资料。可靠的说法是，关于这些种族的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已获知。但是从未有一个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打算用这些资料去记述这些种族和文明的所谓不同的逻辑。

5.多元逻辑论和理解

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条的一些支持者，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其团体的认识论教条。他们乐于承认，对所有种族、民族和阶级来说，心智之逻辑结构都是一致的。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或种族主义决不想否认这一绝对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历史之理解、美学之移情以及价值判断都是由人之背景来决定的。显然，这种说法不能取得多元逻辑论者之著作的支持。但我们还是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说加以分析。

人之价值判断和他对目标的选择，反映了他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以及他本人生活中的蹉跎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再作强调。但是，在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相信“种族遗传或阶级关系是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之终极因素”两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基本差异，与种族、民族或阶级关系之间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不如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种性里，都有人情愿终生苦修于修道院，这其中既有国王和贵族的儿女，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圣徒克拉拉（Francis，Santa Clara）和他们狂热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其他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琐事的。清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但在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汉诺威王朝，荒淫无度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19世纪杰出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却是穷奢极欲的俄国贵族中的一员。托氏发现他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中，而这部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作者却生长于一个极端贫穷的家庭。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史家和行动人对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人格。但如果史家和政治家具有寻求真理的热望，他们就永远不会使自己受到本派别见的左右，只要他们有能力而不愚昧。一个史家或政治家把某一干扰因素看作有利或有害，这并不重要。他贬低或夸大某一起作用的因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笨拙而自以为是史家的人，才相信他们可以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政治学家的理解也是如此。一位新教的拥护者，他误解天主教的巨大力量和特权会有何用处？或者，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解社会主义诸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又有何好处呢？如果想功成名就，一个政治家就必须实事求是，谁陷入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注定会失败。相关性判断有异于价值判断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依凭判断者的武断来评价某一事物。它们不免会沾染判断者人格之色彩，因而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赞同。但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出的问题是：对理解作意识形态上的歪曲，一个种族或阶级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在历史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某些严重差异来源于非历史科学之间的歧义，而非源自理解方式的不同。

今天，许多史家和著作家受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感染，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既不可避免而且是至善之举，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劳工运动，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罢休。从这一教条出发，他们就把被选的“左翼”党派在推行其政策时诉诸武力视为理所当然。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和平的手段来完成。沙皇的四个公主、托洛茨基以及几十万俄国资产阶级被杀。“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卷”，为何要顾及那些已经破裂的鸡蛋呢？但是，如果被侵害的人们当中有敢于自卫甚至反抗的，情形就当然不同了。只有少数人提及怠工、破坏以及罢工者的暴行。而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事无巨细地描述那些资产阶级的公司如何企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员工及顾客的生命以免于这些袭击。

这些分歧既非起于价值判断，也非由于理解之不同。它们是有关经济与历史演化之某些理论相敌对而产生的结果。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并只能由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则“进步分子”的行为就只不过是一些琐屑小事。但是“反动分子”的自卫和反击有可能推迟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那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它们是异常事件，而革命的行动才是家常便饭。

6.理性论辩

明智的理性主义者是不会吹嘘人的理性可以使人成为全知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不管知识如何增进，总有一些东西属于终极假定而不容作更深入的解析。但他们坚信，在人能够获得认识的限度以内，他必须依赖于理性。终极假定是非理性的。知识，就我们已知的而言，必然是理性的。既不存在非理性的认知，也不存在非理性的科学。

关于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允许有各种不同的假说，只要它们与逻辑和公认之经验基据不相抵触。但它们仅是假说而已。

我们无法确知是什么原因使人的才能有先天的差异。为什么牛顿和莫扎特极富创造性才能，而绝大部分人则没有。科学对此也茫然不得其解。但如果说一个天才得之于其祖先或其种族，则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差劲的答案。因为问题恰好是，为什么一个人不同于其兄弟，不同于其种族的其他成员。

至于把白人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功于种族的优越性，其为错，不过稍逊而已。但这仍然是一个同样含糊的假设，它与“文明的早期基础是由其他种族的人民所打造”这一事实不相吻合。我们也无法确知，将来是否会有其他的种族取代西方文明。

然而，这样一种假设必须就其本身之功过的真实性来评价。我们不能因为种族主义者把下列一种主张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而否定这一假设：在各种族集团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优等种族必须奴役劣等种族。李嘉图的协作法则早已推翻了这种有关人间不平等的错误解释。但为了反驳种族主义假设而否定一些明显的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对人类文明之发展毫无贡献或贡献极少，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否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把这些种族称为劣等实不过分。

如果有人不惜任何代价，极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提取出真理，那么他不妨这样说：情感对一个人的推理影响至大。没有人胆敢否定这一明显事实，遗憾的是这一发现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功劳。不过这一发现对认识论而言毫无意义。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多。把它们列举出来而加以分类是心理学的任务。

嫉妒是一普遍的弱点。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因嫉妒富贵商贾的丰厚收入而倾向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政府支付给他们的薪金，将会高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得的。但是对这种嫉妒心理之存在的证明，并不能解除科学对社会主义教条作最为审慎之检讨的责任。科学家在研究每一种学说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的支持者看作只被求知欲驱使。各种不同幌子的多元逻辑论者在对待那些他们所反对的学说时，只以揭发那些学说之主张者的背景和动机为能事，而舍却纯粹的理论检讨。这样一种程序不合乎推理的首要原则。

为了打败一个理论，而专伺发掘其历史背景，其时代“精神”，其发源地之物质条件，以及其作者的人格，乃拙劣之手段。一种理论只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永远是理性的标准。一种理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知识对其正确与否无法作出定论。但是一种理论如果对一个无产者或一个中国人无效，那么对一个有产者或一个美国人也肯定是无效的。

如果种族主义是正确的，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政权在握后，就火急火燎地压制异端学说，迫害异端。不宽容政府的存在以及政治集团总想压制或消灭异端的事实，恰好证明了理性的优越。某种学说的正确性，固然不能从它的反对者利用警察、刽子手、暴民来反对它而得到证明。但是那些人利用暴力来压制别人的学说，正好能够证明他们下意识地承认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无法论证逻辑和人的行动学的某些先验基础之有效性而不涉及这些基础本身。理性是一种极据，不能用它本身来分析以及置问。人类理性的存在恰好是一种非理性的事实。关于理性惟一可以表述的是：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它使那些专属于人的事物得以实现。

有人宣扬，如果人放弃使用理性，并专凭直觉和本能来生活，他将会更加快乐。对于他们，我们只能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之成就来作出答复。在描述社会合作的起源和运行方面，经济学对最终决定合理与否已提供了需要的一切信息。假若人还想摆脱理性之支配，他必须明白他不得不放弃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