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讲论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高级形态，本书聚焦“理学的发生”问题，旨在对理学进行哲学探源，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早期理学的范式转换问题。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个案研究，本书从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维度考察了早期理学相较之前主要哲学形态在范式上的转换，揭示了早期理学之发生的逻辑机制和逻辑进程。理学范式转换的核心在于思维的转型，即从传统经验性思维向哲学思辨性思维的转型。处于转型期的早期理学

生活于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调，批判吸收其他诸子各派（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的思想资源，创造性构筑了以礼为宗的儒学思想系统。该书立足于《荀子》原典，秉持“史思相养”的研究方法，沿循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这一总体思路，系统深入描画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在荀子看来，礼是人文世界的至高原理，以层级化的名分秩序（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为其本质内涵，既能修一己之身

本书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文化精神生活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交叉研究，探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文化的哲学问题，并把这一理论研究与中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建设相结合。本书突出了学科交叉的增长点，是文化与科技实践，即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文化研究。

中国儒学缄默维度是在语言关闭的缄默中，转向静的深度体证，具有渊与根两个特征，集约表达为“藏心于渊，美厥灵根”，诗意表达为“氤氲一气似初春”。本书从孔子观周见金人“三缄其口”开始，以方以智证成太极丸春结束，选取颜回、言偃、扬雄、周敦颐、朱熹、杨简、文天祥、王阳明及其后学胡直与万廷言、刘宗周、王夫之等重要儒者，溯源至孟子、《易传》、庄子、屈原四个先秦流派的展开与互动，围绕罕言与雅言、深静与真动、冲然与

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诠释已经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其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诠释，与西方思想的交融，使得它们获得了世界性和更为广阔的当下性。本书全面考察儒家经典《孟子》自近代以来在西方的译介、研究情况，剖析且“解码”其诠释意图、诠释策略、正读与误读缘由，讨论欧美“西学”与“西方孟子研究”之间的双向互动，以及“西方孟子研究”与“汉语学界孟子研究”之间的理论互鉴与视域融合，进而为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提供某种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本书运用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研究《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不仅分析战国中晚期的政治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更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合理地理解国家建设在当时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探讨作为主要政治行动者的“商鞅学派”这些法家是如何“以言行事”的，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与政治智慧。

本书以道统为主线，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发掘贯穿其中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天道观，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显著标志。西周时期，就形成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的天道观，连同民本思想等作为古代思想遗产，为孔、墨、老三哲所继承。不同天道观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产生更加精彩纷呈的思想成果。从中外交流的大历史观看

《周易》以伏羲八卦为基础，以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分别代表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并进一步将八卦两两组合，衍生出六十四卦，揭示天地阴阳化生万物的内在规律，并升华为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经济、文化、修身养性、待人接物……包罗万象，奥妙无穷。《周易》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对每一卦、每一爻所作的解释，为古时占卜之用；传则用于解释经的内容，为占卜之辞赋予哲学式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