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实践：基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一种考察

本論文集收錄了作者三十多年来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單篇論文，其範圍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及近代，而以唐宋文學研究為中心。論文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稳兩大類型，一是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討黹，如初唐四傑、元祐文人、江西詩派等文人集團和流派，以及歌行體、六言詩、演雅詩、詠馬詩、白戰體等等；二是文學理論舆詩學理論的研究，如“以意逆志”、“文無隱言”、“奪胎换骨”、“自持與自適”等等。論文涉及詩、詞、文、賦多種文學樣式，

本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莎剧修辞及其汉译，探究莎剧修辞语言的隐喻认知机制及其跨文化转换机制。全书分为两部分，一是莎剧的主要辞格及其汉译研究，二是意象与隐喻的研究，兼及莎剧和曹剧的“心”“风”“雨”的隐喻对比。本研究从隐喻认知的理论视角，系统阐释莎剧的修辞及其翻译，有助于更好把握莎士比亚戏剧语言，为莎剧翻译提供理论依据，并对构建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中国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体系由启蒙、民族、传统、阶级、救亡、建设、现代、新启蒙、先锋、女性与生态话语等组成，随着20世纪20-40年代、50-70年代与新时期的时代变迁而发生阶段性嬗变，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组合，贯穿着启蒙与救亡、阶级与民族、现代与传统等话语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凸显着民族、时代与国家的属性与变迁，并从阐释、强化中华多民族国家认同与超越虚无主义等方面对南方民族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

一般认为，清代桐城派的真正创立，始于乾隆年间姚鼐对“桐城文统”的有意塑造。那么在姚之前，“桐城派”的历史如何？作者认为，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江南士人团体。相近的籍贯、趋同的志向、重叠的经历、深厚的交谊，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和传承性的作家群体。全书从时代背景、文体论、作家论三个层面，对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自然包含了多民族性。但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多民族性遭到忽视。本书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寻根”现象中缺失现状，专门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为研究对象，着力探究其发生语境与发展轨迹，同时选择西藏新小说的藏族作家文学书写、凉山彝族现代诗歌群，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人

在孕育东北文学的诸多报章中，《满洲报》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东北历史上一份有重要影响的报纸。在《满洲报》诸多的文学史料中，小说创作尤其值得关注。《满洲报》的小说家新老并存，有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旧式文人，也有受新思潮熏陶的新派作家。《满洲报》刊载的小说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描写了旧时代东北地区民众的生存状态，反映了特殊时期的世相人情和民族文化心态。从文学史研究角度，《满洲报》小说勾勒出东北小说发展的原生态

《全宋诗》的重出误收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强调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广罗文献、甄辨真伪。从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大体多为个案研究和散论性质。怎样把这些个案散论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纲举目张，条分缕晰，有理有据，结构完备，既融通自然，又具备多向拓展研究的衍生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故本书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到对重出误收整体特征的观照和分类属性的阐释。

本书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从文体学视角出发研究屈原辞。作者先从文章体类角度将屈原辞分作诗体、赋体两类，每一类又依具体文本体征进行再分辨。再分辨时，根据先秦文体生成特点，着重从文体生成的文化依据、文本的艺术构思等视角立论，得出了一些新认识。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