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以《孔子家语》的真伪公案及其思想内容为主要研讨课题，首先梳理《孔子家语》的形成及传衍情况，其次以历史与逻辑、文献学与思想史、传世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重义理与考据，从《孔子家语》与传世文献、新出土文献的对勘中，对《孔子家语》的自然观、道德修养论、社会政治观等思想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研讨，从而确证《孔子家语》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儒家古籍，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或有加工润色，但其主体部分仍然没有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明代前期理学思想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观念、思维模式。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思想体系。心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命题，肯定并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心学的出现，是明代文学思想由“师古”向“师心”转变的标志。从明代中期以后，文学批评呈现出重个体、重个性的特征，一批文论家从童心、性灵、情真等视角展开文学批评，体现出迥异于前代的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篇是儒道情感哲学本论，下设三个独立章，分别探讨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注重情感的特点、儒家与道家情感哲学的义理诠释、儒道情感教育与情感实践。下篇论述儒道情感哲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了儒情与道情理论与现当代中国的人格建构及人的精神健康而和谐的发展。

孔教如何从晚清社会制度的固有部分崩解成为“游魂”，如何一步步被负面化乃至被打倒？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孔教论争聚焦在国家建构是否需要孔教、如何安置孔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焕章、马相伯及新文化运动诸君，基于对孔教与革命、孔教与中华文明维系、孔教在国家建构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公开在媒体上争论孔教的定位和性质。争论中，康有为希望通过改革孔教达到强国目标的主张逐渐受到批判，立国不需要孔教、孔教不是宗

本书主于《公羊》而结合《穀梁》《左传》，辨析三《传》差异，而返回公羊家的主义坚持和原则要求。汲取哲学智慧，注重形上提升，始终不失思想高度。采用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训诂、义理阐发四维结构而治经。深刻挖掘经传文本所蕴含的现代理念，呈现经典跨越时空的价值。隐公元年是孔子编撰的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之起始年份，具有公羊学标志意义的“元年春，王正月”，具有时间哲学、历史哲学的蕴涵，表明天地万物之气象随刚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本书将在辑佚汉代《洪范》五行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汉代《洪范》五行学的发展脉络，探讨汉儒如何通过一系列阐释手段，实现数术这一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