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

本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进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价值、指标体系，考察了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现状，深入分析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侧重从历史逻辑、道路转型、制度完善、文化重塑、权力结构调整五个维度突破困境，从而推进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底定边疆”，形成了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达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域，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重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本书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述不同陆疆区域和海疆的演进历程，释其中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作者立足于大历史观，以现代性反思为视域，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本质属性、基本特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展路径等基本理论问题。本书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文明形态的中国

近年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内容不断充实，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乡村民众的幸福感不断增强。虽然我国的乡村治理正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但目前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另外，我

本书以国家治理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为基础，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理论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现实格局，研究了地方税体系对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探讨了中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本书作者从宏观视角切入，首先分析制度自信的思想渊源和各种维度，然后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基本内容、优势，